德川体制的正式身份秩序在两个多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但其社会经济根基却始终在变动。两百年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不断侵蚀着各身份群体之间的界限，并在农民与武士这两大群体之间制造了新的紧张关系，由此催生出强烈的改革压力。
压力有多强烈？到十九世纪初，德川日本是否已处于革命边缘？几乎可以肯定不是。如果没有西方势力再度登场所带来的冲击，德川政权很可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还能延续数十年。但同样确切的是，明治新政权之所以能以如此广度和速度推进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文化与社会经济领域的渐进变化，以及德川末期日益高涨的改革呼声。日本的十九世纪革命犹如一场化学反应——外部催化剂与内部要素相互激发，缺一不可。
十七世纪的繁荣
十六世纪德川统一前夕，日本各地的城市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在增长。推动这一进程的，是相互争斗的大名——他们将麾下武士聚拢到城下町长期驻扎。除武士外，这些城镇还聚集着各类后勤人员：军需官、工匠以及依附城堡营生的商人。〔1〕
但十六世纪晚期权力更替频繁，大名命运起伏不定，城镇与商人的根基同样不稳。直到德川政权巩固统治、各藩获得新的稳定之后，城市中心才真正扎下根来。这一局面在十七世纪形成，城市与商业随即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大多数藩国，武士成为永久的城市居民。即便是小藩的城下町也有大约五千名武士，他们靠俸禄生活，全部收入都花在城中。
有一项创新对促进城市化、将各藩独立经济与大阪和江户整合在一起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这
就是参勤交代制度。没有它，各藩很可能会发展成为独立的小国。每个城下町的农村腹地将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中供养中心城镇。藩国之间的经济互动将相当有限。
各藩城下町确实与周围的农村腹地建立了经济联系。但更重要的是，参勤交代的旅行和居住要求推动了人员、现金、商品和服务跨越藩界的大规模流动。大名不得不自行承担旅途费用，财库因此大受消耗——但这反而刺激了跨区域贸易的扩展，并催生了面向江户、大阪等远方城市市场的地方专业化生产。
德川首都江户是最大的城市中心，也是幕府的行政所在。城中以将军宏伟的城堡为中心，大量德川旗本和各藩武士奉命常驻于此。大阪的规模几乎与江户相当，但商业色彩更浓，是德川时代的贸易枢纽。支撑这座城市经济运转的，是十余家大米巨商。他们承办着一项关键业务：将各地大名缴纳的赋税稻米兑换成现金，供大名拨付给驻江户的武士家臣，同时将稻米售予城市消费者。
这两座城市及其间的道路都充满了生机。德国医生恩格尔贝特·坎普费尔亲眼见证了这一盛况。他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任医师，1691年和1692年两度随荷兰年度朝贡使团前往江户。
这个国家人口之稠密超乎想象，人们几乎难以相信，一个面积并不算大的国家竟能养活如此众多的居民。大道两旁几乎是连绵不断的村庄和市镇：你刚走出一个，便进入了另一个；你可以行走许多里路，却仿佛不知道所经之处是由许多村庄组成的。〔2〕
这些城市也是拥挤肮脏之地。十八世纪江户平民区的人口密度，甚至超过了二十世纪晚期的东京住宅区——要知道东京本身就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
总体而言，到1700年，约百分之五到六的日本人居住在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而同期欧洲仅有百分之二——不到日本的一半。即使放宽标准，城市化程度同样令人瞩目：约百分之十的日本人口——近三百万人——居住在万人以上的城镇中。拥有百万人口的江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京都和大阪各有约三十五万居民，与伦敦、巴黎不相上下。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1700年的日本都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
城市增长带来了深远的经济影响。首先是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兴建与维护——既为供应城市居民的日常所需，也为大名的盛大队列提供沿途便利，毕竟每位大名出行都带着数百名随从。
陆路交通和旅行有赖于一套广泛的道路网络。两条主要道路连接江户与京都及大阪：沿海的东海道和穿越日本中部山区的中山道。东海道与中山道的”一海一山”格局可追溯至律令制时代的”五畿七道”——当时称东海道与东山道，分别沿太平洋沿岸和内陆山地从畿内向东延伸。江户幕府自1601年起整备五街道，在改良东山道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山道。两条路同以日本桥为起点、京都三条大桥为终点，草津以西实际共用同一条路。东海道约492公里、设53个宿场，地势较平坦且沿途繁华；中山道约534公里、设69个宿场，虽峠道多但不易因河川泛滥受阻，行程可预测性更高。参勤交代中经由东海道的大名有146家，远超其他街道；而中山道则有”姫街道”之称，皇室女性下嫁将军家时走此路，最著名的是幕末皇女和宫下嫁德川家茂。其他道路从江户向北、南、西各方向辐射延伸。为接待这些旅客，旅馆网络应运而生。在东海道沿线，有五十三处官方指定的驿站旅馆供大名和高级武士旅客使用，其地位和奢华程度堪比五星级酒店，而平民则只能将就较为简陋的住处。当大名的参勤队列与众多因商务或前往神社朝圣的平民在路上相遇时，场面相当热闹。
到十八世纪晚期，旅行已如此普及，催生出一个活跃的出版业，专门制作地图、旅行日记和德川时代版的旅行指南。1810年一位旅行作家的建议，放在今天也不违和：”只住老字号的旅馆……即使饥饿，也不要暴饮暴食……只喝干净的水。不要随意饮用旧池塘或山泉的水。”另一些建议则因身份而异。普通武士被提醒”就寝时，将刀或双刀放在被褥下面。长戟或长枪应放在身旁。”高级旅客则可找到”乘坐轿子时预防疾病”的实用建议，例如饮用”加入少许姜汁的开水”。但对历史学家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揭示德川社会身份秩序及其行为规范的建议：
旅馆的客人应按照店方安排的顺序入浴。然而，当旅馆繁忙、入浴顺序混乱时，有时会出现棘手的情况。在这种场合，应观察其他客人的外表，如果其中有身份尊贵之人，应让他先行。谁先谁后入浴的问题很容易引发争吵。〔3〕
道路运送的不仅是人，还有货物。为此，繁忙的驮马运输业应运而生，数以千计的马夫与旅客争夺道路空间。从运输商留下的记录中，可以一窥十八世纪经济活动的繁忙程度。以中山道——从江户到京都的内陆路线——沿线的一个主要运输中心为例。许多支线道路从两侧的小城镇和村庄汇入这条干道，饭田镇就坐落在中途。在寻常年份，约有两万一千匹满载货物的驮马从这里出发，将当地产品运往远方市场——相当于每天六十个驮载，全年无休；若假设马夫只在白天作业，每小时就有大约五匹驮马从饭田启程。而这些精确记录仅涵盖从该镇发出的货运。过境交通量估计是其五到十倍。十八世纪有句流行谚语——大概只是略有夸张——声称每天有一千匹马经过。由此不难想象，即便在这个相当偏远的内陆小镇，镇中心也是一片交通拥堵——以及铲子和簸箕的活跃交易。沿海航运实际上比陆路运输更为经济，货船贸易同样蓬勃发展。
江户居民的现金需求巨大。各地大名必须将赋税稻米运到市场出售、兑换成现金，再送往江户维持府邸和在那里侍奉的武士。中部和西南诸藩以大阪为稻米集散口岸。到十八世纪初，大阪市中心的河面上船只密布，两岸排列着气势恢宏的商人仓库。米商是当时的商业巨头，既向大名放贷，也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
在这个日益复杂的经济中，流通的不仅是人和货物，还有货币——而且远不止现金。大名在大阪出售稻米后需要将资金转到江户，这促使商家在两地设立分号：大阪收下大名的赋税稻米，江户一端即行交付资金。商人们还进一步发展出信用预支——在稻米尚未收获之前便先行垫付。实质上，他们创造了一个稻米期货市场：大名以预期的赋税稻米为抵押，向商人银行家开具期票换取现金，期票本身则可按照稻米预期价值的波动进行买卖。
在这个日益复杂和高产的经济中，城市是商业的磁石，城镇、道路和海路是经济生活的节点和动脉。而村庄则提供了大部分被消费和加工的原材料。
在很多重要方面，德川政府的权力止步于村庄大门。武士监督者或警察很少驻扎在村中。无论藩政府还是幕府，都不直接向个别农户征税，而是对整个村庄统一评定税额，由村中头人和长老在村民之间分摊税负。这就使得村民在完成基本的稻米赋税之后，可以相对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为市场而生产。
在此条件下，农民不断改进耕作方法，农业产出在整个江户时代大幅增长。虽然缺乏可靠的总体数据，但留存的个别田地生产记录显示，十八、十九世纪初的产出有时在五十年间便翻了一番。〔4〕 推动增长的与其说是新技术，不如说是对既有技术的微小改良与更好的推广应用。有些改变看似简单——不过是更多地使用锄头和更好的脱粒工具——但成效显著。此外，农民还采用了更高产的稻种，增施磨碎的干鲱鱼等肥料，并借助水车改善灌溉。
使这些改良做法得以推广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识字率的提高。受过教育的武士以及部分僧侣和农民（其中不乏女性）开始在村庄开设非官方学校，授课场所通常就在佛教寺院中。越来越多的农家子弟——无论男女——学会了阅读。有进取心的农民撰写了介绍有效农业技术的”指南”手册，这些手册从十七世纪起便广泛流传。各种估计数字不一，但到十九世纪初，大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日本男性和约五分之一的女性已具备读写能力。作为横向对比：同时期清代中国男性识字率估计约30%–45%，与日本大致同一量级；但女性识字率通常仅约2%–10%，明显低于日本的约20%。不过两边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研究中的”识字”多指能读写常用字的基础识字能力（basic literacy），地区差异也极大，江南和城市地区远高于内陆农村。有综述指出，视定义严宽不同，相关估计从5%到50%以上都有人提出。总体而言，清代中国的整体识字率大约在20%左右，略低于德川日本。〔5〕
太平盛世加上土地产出的提高，使日本人口在十七世纪急剧增长。虽然当时没有可靠的全国人口普查，但综合零散的寺院登记与赋税收入记录来看，从1600年到1720年，农业人口从约一千八百五十万增长到两千六百万。再加上约七百万城市居民和非农人口——商人、工匠和武士家庭——总数达到约三千三百万。也就是说，人口在约一百二十年间几乎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达到令人瞩目的百分之零点八。
停滞与活力之谜
十七世纪的繁荣过后，接下来一百五十年的经济社会状况呈现出一幅令人困惑的图景：停滞与活力似乎并存。先看不利的一面。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本州中心地带大城市的萎缩，城下町尤为突出。现存三十七个主要城下町的数据显示，从1700年到1850年，人口平均减少了百分之十八。经济较发达的西南诸藩人口流失最为严重，而唯一有所增长的城镇反倒位于偏远地区。〔6〕
与此同时，总体人口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间几乎停止了增长。十八世纪晚期，几场毁灭性的饥荒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1786年的天明饥荒中，数十年来最恶劣的天气带来了歉收、饥饿
和村庄的荒废。城市传来种种惨状：尸体堆积无人掩埋，甚至有人相食。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又爆发了大范围饥荒，一些地区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死于饥饿及相关疾病。当时的记录细节令人信服：人们
以树叶、野草甚至蓑衣充饥；官员们不得不发布指令，允许农民无需等待官方许可便可掩埋死者。
饥荒之外，还有一个既令人费解又令人不安的现象——溺婴。出于至今仍有争议的原因，农家遗弃乃至杀害不想要的婴儿——无论男女——似乎并不罕见。当时的道德家和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溺婴看作走投无路的农民的最后手段。然而，对寺院登记簿等人口记录的细致分析却指向了另一种解释：至少在部分村庄，溺婴的迹象在较富裕的农户中反而更为明显。换言之，溺婴可能是一种家庭计划手段——不仅穷人借此免于饥饿，殷实的农户同样以此避免子女过多、将稳固的家业分割成难以维持生计的零碎小块。〔7〕
面对这些趋势，城市中的抱怨声此起彼伏，愈演愈烈。武士官员将饥荒和溺婴视为上下失德的证据——统治者未能以足够的仁政调和等级制度，至少让农民得以生存（并缴纳赋税）。更切身的问题是，居住在城市的大名和武士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尽管本可以更积极地向农民日益增长的产出征税，却很少有藩国成功增收来弥补开支。大名和武士转而向商人借贷，往往有借无还。到十九世纪初，在官僚化的武士精英看来，世界已经失序。这样的哀叹屡见不鲜：
今日之武士，已在奢靡中度过了近两百年……五六代人不曾见过战阵。他们的武艺已经消失殆尽，……十之七八已柔弱如妇人。〔8〕
城市商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将军和主要大名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可以直接赖账不还——而且他们确实经常这么做。商人毫无办法，只能吞下损失，继续放贷。同样令人忧虑的是，新兴的农村生产者正在与官方特许的城市供应商展开有力竞争。1789年，冈山——一座拥有约两万平民、人口正急剧下降的城下町——传出了这样的抱怨：
本城的商业持续衰退，许多小商人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另一方面，来自其他藩国的船只在下石井村和西大寺村等地停靠的越来越多，使乡村贸易日益繁荣。过去人们从周边地区进城购物，现在城里人反而到乡下去购物。过去乡村店主进城领取寄售商品，现在城里店主派人到乡下安排领取寄售商品……农民和商人的位置已经互换。这自然使城中许多人陷入了贫困。〔9〕
这些报告——无论出自武士行政官、学者还是城市商人——都透露出同一种焦虑：他们眼中理应如此的等级秩序正在瓦解。但这些报告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事实：在现实世界中，大名或官方特许商人的损失，恰恰是他人的收益。冈山那位作者哀叹”农民和商人的位置已经互换”，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十八、十九世纪初农村生产与商业的巨大增长。
一份小镇文献记载，该镇因专营纺织业，从1757年到1855年间规模扩大了两倍：”前来谋生的织工雇用女工纺纱织布，人们从其他藩国蜂拥而至，在镇上甚至周围的村落租房居住。”〔10〕 其他资料则描述了拥有三五十人乃至上百名雇工的纺织作坊。
其他产业也在乡村各地蓬勃发展：清酒（米酒）、味噌、酱油、醋、精炼油、干果等食品加工，丝绸、棉花和粗布的纺纱织造，乃至漆器、陶瓷、日用木碗、纸张纸制品、蜡烛、绳索、木屐、染料以及梳子发饰等装饰品的生产。在纺织业中，复杂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网络逐渐形成——经纪人统筹协调多达十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各自的专业化生产者。其他行业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分工网络。到十九世纪，这些产品早已不再由城市工匠或城市市场所垄断。这一变化可称为乡村的”原始工业化”：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于远程市场的专业化网络深深嵌入农村社会之中。农村人口中一个相当大且持续增长的群体——无论男女——开始在家庭之外从事各类制造业的雇佣劳动，有的签订年度或季节性合同，有的则成为临时日薪工。
这种经济发展有时使新兴的农村生产者与老牌的城市商人和工匠对立起来。同时，在乡村内部，它也使繁荣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上层与处境艰难的小农或佃农对立起来。后者在一个危险与机遇并存的世界中挣扎求存。
在德川日本，贫苦农民几乎没有合法的抗议手段。赋税或债务过重时，他们可以索性逃往另一个藩国——有些人确实这样做了——但无论从法律上还是经济上看，这都是一步险棋。通过正当渠道向当局请愿寻求减免并不违法，但请求一旦被驳回，请愿者反而面临受罚的风险。越级上诉则一律违法，集体行动更是如此。然而这种违反秩序的行为确实发生了，而且频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加。
抗议的总体趋势十分明显——不仅数量在增加，方式也日趋激进。从集体请愿、示威到攻击官员或富人，手段不断升级。1600年至1650年间，出逃和递交请愿书这类相对温和的行为合计占农民”抗议”的近一半；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比例降至百分之十三，而”直接攻击”和”打毁”已占到百分之四十三。〔11〕
其中一些抗议，是农村生产者不满商业限制而对官方特许的城市竞争者发起的。但更多行动——尤其是当时俗称的”打毁”——发生在乡村内部、农民阶层之间：贫苦农民攻击富裕的邻居。抗议者捣毁殷实农户的住宅，洗劫他们的仓库，有时按照大致估算的”公平价格”分发物品，但很少伤人。遭受攻击的通常是地主、放贷者、商人和制造商——往往是同一人身兼数职。比如，小农想种桑养蚕做副业，便向这些人借贷；一旦价格下跌、贷款无法偿还，抗议便可能爆发。小农们一方面在利用贸易和农村工业扩展带来的机会，另一方面又惧怕商业和市场渗透到村庄后带来的脆弱性。他们尤其怨恨那些凭借地位收取高利、从借贷者身上牟利的富裕农民。
在这一社会经济世界中，规定的性别角色与实际做法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张力。德川社会的正统理想要求女性蒙昧无知、困守厨灶。这种态度的经典表述见于一部受中国思想启发的著作——《女大学》。此书相传为儒学者贝原益轩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所著，但很可能出自他人之手，甚至可能是益轩之妻——她本人也是一位学者。无论作者是谁，此书流传甚广。全书十九章，既阐述教育女性的一般原则，也列出要求顺从行为的具体训诫。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作者]宣称女性的生殖器官虽然对于繁衍男性继承人是必要的，但与愚钝、懒惰、淫荡、暴躁的脾气以及极强的记仇能力相关联。”〔12〕
但社会实践往往与这些严苛的规训相悖。女性在家庭经济中——一如既往——乃至家庭之外，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生产作用。她们有时担任富裕农户、城镇商铺或手工作坊的管理者或共同管理者。普通农家妇女从农村纺织经纪人处承接纺纱、织布等计件工作，城市妇女也是如此。年轻女性则常常离家外出，签订季节性或更长期的雇佣合同。与早期一样，富裕农家的女儿到京都贵族府邸中当家仆，贫困家庭的女儿则被送入城市妓院。父母会收到一笔可观的预支工资，女儿则须在三到六年的期限内以劳动偿还合同债务。
家庭之外的女性雇佣劳动还有新的形式。乡村蓬勃兴起的纺纱织造中心，劳动力大部分是女性。这些女工与从事性服务业的女性一样，往往远赴他乡、住在工作场所——寄身于小型织造作坊，作坊事先与她们的父母签订一个季度或更长的合同。所有这些形式的雇佣劳动——家庭中的、妓院中的和工坊中的——都将延续下去，在日本近代经济和社会史中扮演核心角色。
武士阶层之外的男性，日常行为也远比性别分离和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所暗示的灵活。德川时代和明治初期的证据都表明，男性积极参与育儿和家务。1610年一位富商在给儿子的书面训诫中，要求他亲自料理为仆人准备食物、购买储存柴火、分拣垃圾等事务：”如果一个男人不亲自承担这些琐事，他就永远无法成功地持家。”〔13〕 家庭既是工作场所也是居所，家务并未被严格划定为女性专属。1878年，美国旅行者伊莎贝拉·伯德描写了一个清晨的乡村场景：”十二到十四个男人坐在一堵矮墙上，每人怀中抱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逗弄着、玩耍着，炫耀着孩子的体格和聪明。”〔14〕
饥荒、溺婴、城镇人口下降、社会抗议增加——这些不容否认的困境，如何与同样有力的社会活力、农村贸易和制造业扩张并存？要调和这一矛盾，首先须认识到资源分配在阶层之间、阶层内部以及地区之间的严重不均。其次，德川经济融入亚洲乃至全球贸易网络的程度相对有限，这也是不同阶层和地区命运各异的重要原因。
城市衰落的同时，较小的城镇却在繁荣。这些乡村地方有若干优势：靠近原材料和水力资源，贴近不断增长的农村市场，同时离城市市场也不远。商人与生产者之间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是这些地方经济运转的纽带——在缺乏系统性商法的环境下，这种联系对维持稳定的经济关系至关重要。此外，农村劳动者能够在农业和其他职业之间灵活转换，这些小城镇也不像城市商人那样受到赋税和行会的束缚——后者处于德川或藩当局更严密的监视之下。乡村内部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均衡。农村生产和贸易在从本州中部向西南延伸到北九州的地带扩展得最为广泛，而本州北部则相对落后。
乡村部分地区以城市为代价的繁荣，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经验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在欧洲，农村经济同样在增长，但城市中心并未因此衰落。关键差异在于对外贸易——欧洲人积极拓展的海外贸易增加了城市就业，使粮食进口成为可能，似乎也促进了总体人口增长和向城市的迁移。
在德川日本，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仅属中等。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日本人确实通过长崎港向中国出口了大量丝绸和铜，以及大量白银到朝鲜。这一贸易支撑了长崎附近、矿区以及从南部九州到中部京都和大阪的丝绸产区的就业。即便如此，日本的对外贸易并未像同一时期的欧洲那样发挥经济和城市增长引擎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内向型的、以农村为中心的增长。
经济命运因阶层而异，也因地区而异。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和高产，它既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这是一个变革过程，其中失败的严酷后果并未得到系统性社会福利政策的缓冲。相反，村庄中的贫富差距和权力差距越来越大。农村上层变得更有文化、更具流动性。富裕农民拥有可供投资的土地和现金。他们拥有做出更好决策所需的教育和信息。
德川社会从来不是平等的。时代末期，改革者有时将家康的早期描绘为黄金时代——村庄中居住的是财力相当的自耕农。这不过是一个神话。持此论调的，往往是试图”矫正”社会的叛逆者，但他们所要矫正的那个世界，其实一直都包含着贫困村民。这些人依赖藩主或村中长老的仁慈——减税或借贷——才能熬过荒年。不过，德川早期的底层村民多为仆人或分家成员，庇护者对他们怀有照顾的责任感，贫困因此得到一定的缓冲。
到十九世纪，家长式的仁慈并未消失，但变得不再那么可靠。底层平民与上层之间的纽带，越来越多地由雇佣劳动合同取代了亲属关系。他们更频繁地需要救济，却更难以指望得到。德川时代社会抗议之所以逐渐而显著地增加，并非因为不平等本身——不平等从来就有——而是因为一种新型的不平等出现了：市场的不平等。统治者和富人之所以遭到攻击，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到与其身份相伴的仁慈义务。
注释
〔1〕 参见约翰·W·霍尔，《城下町与日本的近代城市化》，载约翰·W·霍尔、马里乌斯·詹森编，《近世日本制度史研究》（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
〔2〕 引自迈克尔·库珀，《他们来到日本：1543-1640年欧洲人关于日本的报告选集》（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292页。
〔3〕 所有引文均取自八隅芦庵，《旅行用心集》，康斯坦丁·N·瓦波里斯翻译并导读，《旅人须知：江户时代的旅行建议》，《日本学纪要》第44卷第4期（1989年冬），第461-483页。
〔4〕 托马斯·C·史密斯，《日本工业化的本土源泉，1750-192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1页。
〔5〕 关于识字率的讨论，参见罗纳德·多尔，《德川日本的教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5年）。
〔6〕 史密斯，《本土源泉》，第20-21、46-47页。
〔7〕 参见托马斯·C·史密斯，《中原：一个日本村庄的家庭农业与人口，1717-1830》（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丹尼尔·斯科特·史密斯在《日本研究杂志》第5卷第1期（1979年冬）上对此书的书评提供了对数据的一些替代性解释。
〔8〕 杉田玄白的陈述，引自哈罗德·博利索，《天保危机》，载马里乌斯·詹森编，《剑桥日本史》第5卷《十九世纪》（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9〕 引自史密斯，《本土源泉》，第25-26页。
〔10〕 引自史密斯，《本土源泉》，第29页。
〔11〕 斯蒂芬·弗拉斯托斯，《德川日本的农民抗议与起义》（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6页。另见詹姆斯·W·怀特，《一揆：近世日本的社会冲突与政治抗议》（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7页。
〔12〕 珍妮弗·罗伯逊，《心学中的女性》，载盖尔·伯恩斯坦编，《重塑日本女性，1600-1945》（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1页。
〔13〕 凯瑟琳·S·宇野，《女性与家庭劳动分工的变迁》，载《重塑日本女性》，第33页。
〔14〕 宇野，《女性与家庭劳动分工的变迁》，引用伊莎贝拉·伯德，《日本未踏之路》（纽约：G·P·普特南出版社，18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