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68年，那场让年轻的明治天皇“复归”统治中心的“复辟”，本质上不过是一场政变。一个规模并不大的叛乱集团推翻了德川幕府。他们宣称要恢复天皇亲政，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事情不会简单停留在这里。在日本历史上，真正能够直接掌权的强势天皇本就寥寥无几。彼时的政治竞争者担心，来自萨摩、长州的叛军不过是要再造一个新幕府，借天皇之名，以狭窄的权力基础实行统治。毕竟，除了京都与江户的政治震荡之外，几乎一切都还如旧。日本列岛仍分裂为近二百个相对自治的藩，各有自己的金库与军队。武士继续领取俸禄，并把它视为世袭的当然权利。乡村与城市虽然经历了一阵骚动，但零星的农民起事也都旋起旋灭。
然而，只要把1868年的日本与十年后的日本相比，无论从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来看，变化都足以令人屏息，完全当得起“革命”之名。当然，没有任何社会会与自身过去彻底决裂，日本也不例外。但变化的广度与深度，仍令同时代人震惊；即使一百五十年后回望，依然如此。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是英国学者巴兹尔·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他自1873年起在日本居住三十余年。1891年，他写道：
凡亲历过近代日本这一过渡阶段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老得异乎寻常；因为他分明活在现代，空气里尽是关于自行车、细菌和“势力范围”的议论，可他自己却还清清楚楚记得中世纪。最初把日语的种种奥秘引我入门的那位可亲的老武士，梳着发髻，佩着双刀。这个封建制度的遗物，如今已归于涅槃。〔1〕
而他的现代继任者，英语已相当流利，穿着一身耐穿的西装，除了眼睛略显斜长、胡须稀疏之外，几乎与欧洲人无异。旧物旧俗，竟在一夕一朝之间消逝。
张伯伦在这里固然强调了这一“过渡时代”展开得何等迅疾，但他的文字也提示我们，日本的转型其实属于更广阔的全球性变化。事实正是如此。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这场革命，是全球近代革命大潮中的一种日本式变奏。19、20世纪世界多地社会经历的种种变化，也在日本一一展开。
不过，尽管它与全球现代化社会的历史共享许多特征，日本革命的展开方式，却不同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欧洲的革命。在欧洲，向贵族特权发起挑战、并在某些场合将其推翻的，主要是新近崛起的阶层，尤其是城市资产阶级。而在明治日本，冲击旧秩序最有力的，却是旧体制的精英——武士。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把19世纪日本的变革称作“自上而下的革命”或“贵族革命”。〔2〕
到了20世纪，其他一些现代化革命也走上了相似道路：既有精英中的一部分人在重组政治秩序的同时，也动摇了自身原有的稳固地位。日本式的近代革命并非绝无仅有；它只是不同于较早的西方革命，却与某些后来发生的革命颇为相似。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由精英主导的革命，在于武士阶层兼具某些弱点与某些优势。从消极的一面说，武士并不是牢固占有土地的精英，而是领主的领薪臣属。虽然这种身份具有世袭性，但比起欧洲式封建地产、中国士绅的土地占有，或朝鲜两班（yangban）的贵族身份，它与财产本身的联系要弱得多。一旦新统治者决定剥夺其特权，武士要保住自己作为世袭政府雇员的地位，就困难得多。的确，有些人曾激烈抗议昔日同道的所作所为；但也有人无力反抗，或不愿反抗。
从积极的一面说，不少参与维新的活动家早已形成超越单一藩国狭窄边界的视野，愿意以服务并建设更大“国家”为己任。这种正在萌生的民族意识，使许多人能够接受一整套影响深远的改革方案。
民族主义革命的纲领
1868年掌权的新明治政府领导人，对如此轻易而迅速地击败德川幕府既兴奋，又不安。列强以不平等、胁迫方式留驻日本，使他们深感屈辱；他们也担心外国会进一步蚕食日本。同时，他们还害怕国内反对者卷土重来。毕竟，各藩的军队依旧原封不动地存在着，其中一些还拥有相当数量的西式武器。
明治革命者正是在这种双重压力下行动起来的。一方面，他们畏惧眼前的内外危机；另一方面，他们又深知德川秩序积弊已深：军事与经济羸弱，政治四分五裂，社会等级制度又不能识别并任用人才。在恐惧与不满的共同推动下，他们经由一连串摸索和试错，逐步提出了一套雄心勃勃的议程，要把日本建设成一个新型强国。
政治统一与中央官僚体制
他们迈出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是废除大名藩国，拆毁已延续260年的政治秩序。早在1868年，即维新派政变后不久，新临时政府中的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核心领袖便认定，政治上四分五裂的藩体制必须彻底改造。他们行事谨慎而老练，只用了三年便达成目的。1872年，一位英国观察者曾对这一变化及其他改革惊叹道：“四年前我们还身在中世纪——如今却一跃而入十九世纪——从诗意的世界跳进了平实而有用的散文世界。”〔3〕
统一国家的第一步始于1869年3月。新政府说服几位最有声望、实力也最强的大名——尤其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诸藩藩主——自愿把领地“奉还”给天皇（即“版籍奉还”）。这些人原本就是许多政变策划者的主君，只要他们愿意，便能在新秩序中保住尊荣与发言权。事实上，他们很快都被重新任命为各藩的“知藩事”，并享有优厚俸给。即便如此，这场“版籍奉还”至少确立了一个原则：天下土地与人民皆归天皇统治。到1870年初，所有大名都已正式上交版籍，并以知藩事身份继续治理原有藩地；只是他们仍像往昔一样，保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为了给彻底废藩铺路，明治改革者又设法把各藩政务掌握在态度相近的人手中。他们敦促大名任用有才能而出身往往并不显赫的人担任关键行政职位，因为这类人更可能欢迎进一步改革。木户孝允和其他明治高官也以中央职位相许，争取许多藩中权势人物——无论大名本人还是其家臣——站到新政府一边。同时，他们又以武力为后盾，主要依靠萨摩、长州武士建立起一支“御亲兵”。这支军队虽未经实战检验，却强于任何单一藩军，也强于任何可能出现的联合反抗力量。
在安抚潜在反对者、并争取到关键藩支持之后，政府于1871年8月由天皇下诏：所有藩一律废除，立即改设为“县”，知事由中央任命。这绝不只是把“藩”换名为“县”，而是一场立见成效的巨大变革。中央政府从此直接征收原藩地税收，大名被命令迁居东京，许多城堡也被拆毁。仅仅三个月，政治单位就从280个藩骤减为72个县。新任知事大多不再是旧日大名，而是执政诸藩中的中层武士。
这一命令同时附带了一笔给大名本人的巨额补偿：他们获得永久年金，约相当于原藩年税收的10%，而且无需再负担任何治理支出。大多数大名都乐于在如此优厚的条件下提早“退休”。于是，短短三年之间，一个延续了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政治秩序便烟消云散：德川幕府不复存在，数百个半自治的藩国也一并消失。
但废藩之后，明治领导人还必须建立一套治理全国的新政治架构。随后若干年里，他们在制度设计上反复摸索，先后试验了多种政治形式。为了强化自身作为“王政复古”推动者的合法性，他们起初还刻意沿用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朝廷的古代汉式官名，为新政权机构命名。1868年初，萨长派叛军与朝廷公卿共同占据临时政府的最高位置，以天皇名义执政。同年稍后，他们设立太政官作为最高政治机关，并把最高职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太政官体制在1869年和1871年两度调整；1871年稍后，它又被分为正院、左院、右院三部分，并在其下设置财政、外务、工部、内务等按职能划分的省。
这一体制运行尚称有效，一直延续到1885年。那一年，明治领导人正式建立了明确仿效欧洲的内阁制度。政府首脑为内阁总理大臣，由其统辖内阁，领导国家的各部官僚机关，也就是诸省。1889年《明治宪法》把这一结构明文化，本章稍后还会详述。尽管宪法规定设有帝国议会，国务大臣并不向议会负责，而是向天皇负责。
明治初年，各省官员多凭私人关系，从萨摩、长州武士及其盟友中选拔。但政府很快转向一种更非人格化、也更重能力的选拔方式。1887年，它开始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此后，考试成绩成为跻身日本帝国高等官僚行列的主要资格。
这个官僚国家的建立，是近代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明治统治者继承了德川时代由“文官化”武士实施官僚统治的遗产，又通过废藩把这种统治扩展到全国。与此同时，他们用职权分明的功能性部省，取代德川时代那套管辖重叠、效率低下的行政机器，从而加深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他们也比德川体制更切实地把任人唯才的原则付诸实践，并把官僚的使命界定为侍奉天皇，由此进一步抬高了国家的正当性与威望。日本国家因此获得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合法性与权力。
废除身份等级制度
明治初年的第二项大改革更为惊人，代价也更高。到1876年，维新政变尚不足十年，武士的经济特权已被一扫而空。发动政变的人，亲手剥夺了一个完整社会阶层——也就是他们自己所属的半贵族精英群体——的既得利益。其间虽遭遇激烈乃至暴力的反抗，终究仍被压下。这种变化几乎可以说是一场社会革命。
政府之所以着手剥夺武士，首先是出于财政考量。废藩之际，政府虽已削减武士俸禄，但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这项支出仍吞噬了国家收入的近半。新统治者急需把这笔钱转作他用。在他们看来，武士以极高成本占用了大量资源，却很少提供相应的回报。这个群体中固然不乏才能之士，但大多闲置不用；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武艺——刀剑与弓术——在新军制下也已失去实际价值。说到底，武士俸禄已近乎一种发给高门出身者的救济。
对于政府上层而言，剥夺武士的必要性在维新后不久就已相当明确；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把这件事做成。整个过程拖了将近十年，也激怒了许多前武士。尤其是那些1868年后仍留在本藩、曾支持维新的武士，更觉得自己是被昔日同志、如今把持中央政权的人所背叛。政府起初仍像废藩时那样，采取渐进办法。1869年，它先把繁复的武士等级压缩为两类：上层武士称“士族”（shizoku），下层武士称“卒”（sotsu）。1872年，大批下层武士又被改归为“平民”（heimin），不过暂时仍保留俸禄。
1873年，政府宣布对武士俸禄征税。次年，又公布一项自愿将俸禄折换为公债的方案。武士可以把领取俸禄的权利折成一张付息公债，其票面额相当于五至十四年的收入；一般而言，原本俸禄越低，折算倍数越高。这些公债的利率介于5%到7%之间，面额较小者反而享有较高利率。除极少数最优厚的债券外，它们带来的利息收入都明显低于原先年俸，因此自愿参加者寥寥。
到1876年，政府改为强制执行：所有俸禄一律折换为公债。与补偿优厚的大名不同，许多武士因此蒙受重创，年收入下跌10%到75%不等。同时，他们连身份象征也失去了：佩刀之权被废除，军人和警察除外。
武士特权一旦取消，新政权便能重新调配财政与人力资源。这也是日本社会由固定身份制转向较为流动、以能力为本的秩序的一部分。与剥夺武士特权相对应的，是对其他人口正式限制的解除。从法理上说，这构成了一种社会解放。1870年，所有非武士在法律上都被划为“平民”。除后文将提到的若干性别例外外，德川时代对旅行、服饰和发式的限制一并取消，职业限制也被废止。
政府还终止了对德川时代世袭贱民群体——如“秽多”“非人”——的法律歧视。这些称呼后来被视为污名化用语，官方遂改称其为“部落民”（burakumin，字面义为“村落之人”，指其隔离聚居的村落）。不过，这些被称作部落民的人及其后裔，仍长期遭受偏见和歧视。
新秩序确实让一部分平民获益良多。这并不令人意外。原本就有教育和资本的人，尤其是农村上层的地主、放债者和小制造业主，在更开放的明治社会里如鱼得水。另一些人，特别是缺乏稳固土地权利者，则始终徘徊在赤贫边缘；一遇疾病、歉收或米价下跌，便只能仰赖地主并不可靠的施舍。前武士虽然失去了收入与身份特权，但多数受过教育，也颇有抱负，许多人仍能在新秩序中立足。有些人把公债投入新企业，结果一败涂地；另一些人则走上武装反抗之路，或投身争取议会和宪法的政治运动。
明治时期的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扇观察这一时代兴奋、机会与风险的窗口。1901年，德富芦花写下以19世纪80年代为背景、风行一时的小说《雪中足迹》，其中叙述者有这样一段话：
胜利终究属于行动迅捷的人，而不是脑袋空空的人！政治上真正的考验，要等到1890年议会开议之后才会到来——而且不只是政治，万事皆然：日本在世界舞台上走得越远，真正有才干的人机会就越多！〔4〕
征兵制与新军
甚至在武士尚未被彻底剥夺之前，明治领导人就已决定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军队。长州方面的关键人物，对农民与武士混编部队在维新战争中表现出的战斗力印象极深。木户孝允、大村益次郎、山县有朋等人因而强烈主张建立一支从全国男子中征集的常备军。这样的主张在当时争议极大。1869年10月，一群对征兵方案极度愤怒的京都武士刺杀了大村益次郎。政府高层内部也并非一边倒：萨摩派与长州派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萨摩一藩将近四分之一人口都是武士，他们担心把枪发给无知、又可能反叛的平民，也希望确保武士在新的明治秩序中继续扮演主要角色。代表这种立场的人，是与木户并列为明治前十年两大权势人物之一的大久保利通。起初，在同样举足轻重的朝廷公卿岩仓具视支持下，他占了上风。1871年4月，政府建立了一支不足一万人的御亲兵，成员全部从维新军中的武士中招募。
保守的军事领导层似乎暂时控制了局面，但这种优势并未持续多久。山县有朋自欧洲考察归来后，完全确信：征兵制，也就是面向全国男子的普遍兵役制，不仅关系到军事强国的建立，也关系到守纪律、讲忠诚之臣民的塑造。到1873年，他的主张终于占了上风。政府随即颁布征兵令。所有男性自二十岁起，均须服现役三年，再服预备役四年。
征兵制极不得人心。1873年的法令列出了若干免役情形：家长、罪犯、身体不合格者，以及某些规定学校中的学生和教师、政府官员等，都可免役。它还允许人们缴纳高达270日元的巨额“代人料”来免除兵役。这个数目已超过普通体力劳动者一年的工资。于是，大批人想方设法争取豁免，或拼命凑钱赎身。军队在完成征兵配额方面困难重重，而政府自己都把征兵称作“血税”（借用了欧洲的说法）。1873—74年间，愤怒的人群在16场骚乱中攻击并捣毁了许多征兵登记处；将近10万人因此被捕受罚。
这种抵抗清楚表明，后来数十年日本士兵表现出的严明纪律和强烈忠诚，绝不是所谓日本“国民性”中自古不变的传统要素。类似的抵抗在欧洲和美国也都曾发生；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就爆发过大规模反征兵暴动。在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那种足以使民众心甘情愿服兵役的爱国精神——现代民族主义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经过数十年才被一点一点灌输出来的。
1877年，日本新军通过镇压一场大规模武士叛乱，经受了第一次重大考验。1882年发布的《军人敕谕》要求青年以忠诚与勇武侍奉天皇。新建立的公立学校体系中，教师与教科书也反复传达同样的信息。海军则在19世纪80、90年代逐步建设起来。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军队已经强大到足以把任务从维持国内秩序转为向海外强加自己的意志。兵役也逐渐被大多数应征者及其家人视为日本男子理所当然的爱国义务。
义务教育
与军事改革同步推进的，是明治政府以惊人速度建立的新式教育制度。1872年，政府以近乎宣言的口吻宣布：所有儿童——无论男女——都必须接受四年初等义务教育：“一村之中，不可有无学之家；一家之中，不可有无学之人。”这反映了新统治者对西方力量来源的理解。木户孝允等人通过观察欧美社会而深信，大众教育和征兵制一样，是西方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根本来源。明治初期的教育制度主要取法美国与法国，1872年的《学制》建立起一个由小学、中学和国立大学组成的体系。制度创设之初，政府宣称学校不仅要提倡实学，也要培养独立思考，使平民各自找到报效国家的道路。
推行普及型义务教育，是一项大胆且对政府颇具风险的举动。德川时代的思想家如会泽安，曾反复抱怨那些“愚蠢的平民”多么容易被鼓舌如簧的基督教传教士蛊惑，从而背叛统治者，甚至背叛天皇。照这种看法，普及识字、传播带有潜在颠覆性的“启蒙”，本来会让明治领导人心存顾虑，因为这些臣民原本只被期待服从命令。明治领导人却有意识地承担了这种风险。他们判断，民众的无知对于其建设国家政治与经济力量的计划，反而是更大的危险。不过，他们并不以同样方式理解男女受教育的价值：女性被期待学习未来作为妻子、母亲以及忠于天皇的臣民所需的技能；男性则被期待把所学带入更广阔的公共领域，为建设国家效力。
对于义务教育的反应，是复杂的。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传达出许多青年男子对自我提升、以及若有可能便前往新首都东京报效国家的热情。在《雪中足迹》中，德富芦花也写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那种求学热情：
大约在八月底，松村来了一封信，带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惊天动地的消息。”对于当年的我们这些少年，这几个字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松村下个月要去都城求学了——去东京！从那几乎难以辨认的潦草字迹中，你都能感觉到他的激动；他平日写字本就不算稳，这次更是如此！那些字一路在纸面上跳跃，仿佛带着一种衣冠不整、近乎忘形的狂喜。〔5〕
但并不是人人都乐于接受上学的义务，也不是人人都欢迎学校教育带来的新机会。小学经费，原本要通过在国家地税之外加征10%的地方附加税来筹措。19世纪70年代，愤怒的纳税人就像对待征兵那样对待义务教育：他们掀起了骚乱。民众至少焚毁了两千所学校，多半就是直接纵火。这几乎相当于当时学校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以“不去上学”为形式的消极抵抗则更加普遍。在新制度推行后的头十年里，学龄男女儿童的入学率仅为应入学人口的25%到50%。
但最终，和服兵役一样，上学也逐渐成为天皇臣民理所当然的义务。到19世纪末，小学入学率已达到90%以上。到1905年，依法律应入学的男童中有98%、女童中有93%实际在小学就读。随着义务教育真正扎根，“人生道路在起点上应当向所有人——至少向所有年轻男子——敞开，而此后应由个人才干与努力来决定”这一观念，成为日本最根本、也最普及的社会价值之一。在德川日本，“有才者应居其官”的任人唯才理想，与世袭身份制度之间一直存在强烈张力；而明治社会革命则明确地让这场观念冲突以“能力原则”的胜利告终。
以天皇为中心
最后，明治初年最意味深长的革命性举措之一，是决定把天皇置于新政治秩序的中心。维新活动家固然是以明治天皇的名义发动政变的；但一旦掌权，他们其实并无共识，不知道究竟应如何安置天皇。普通民众也并不特别认同天皇作为政治象征的意义。至于天皇本人，也谈不上是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青年——无论身着宫廷礼服，还是西式军服，都看不出多少超凡之处。
1868年，天皇由京都巡幸江户之后，明治政府一度反复权衡，新首都究竟应设在哪里。有人主张把首都正式迁往江户（并改名东京，即“东都”）；有人希望把天皇和都城送回京都；也有人主张实行双都制。直到1889年，定都东京的决定才算最终确定下来。在此之前，政府一直把天皇在东京的居所称为“临时皇居”；直到1889年，才正式改称“皇居”。〔6〕
在首都迁移与重新定位的同时，皇室形象也在这二十年间被重新塑造。政府不断把越来越浓重的象征意义加诸天皇与皇后身上。19世纪80年代，皇后及其侍从改穿西式服装，这是把君主制塑造成现代制度形象的一部分。天皇本人也经历了一场显著转型，逐渐成为现代君主的象征。只要把他早年的照片与1888年由意大利画家绘制的那幅著名御真影放在一起比较，这种变化便一目了然。
这幅御真影后来又被翻摄成照片，供奉于全国学校之中。自此以后，它几乎界定了后世所理解的“明治天皇形象”。
与此同时，宪法也大大提升了天皇在法律与文化上的权威。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天皇制逐渐成为一种强大得近乎压倒性的整合力量。它既是个人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键坐标，也通过家庭、工作场所、邻里等近身共同体，把个人进一步连接到“国家”与“帝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之中。
建设富国
明治领导人，尤其是那些亲赴海外的人，对工业资本主义释放出的活力感受极深。制造业与贸易，在他们看来，和战舰、大炮一样，都是欧洲国家力量的重要来源。更进一步说，经济实力仿佛正是欧洲各国军事“上层建筑”所依托的基础。木户孝允在这方面很能代表其同僚。1872年游历欧美时，他在日记中屡屡用“令人惊异”“不可言状”“壮丽无比”等词语，形容西方在建筑、教育和工业上的成就。〔7〕
正是在这种对西方学术与工业近乎惊叹的感受驱动下，政府领导人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落实明治最核心的口号——“富国强兵”。有些举措较为间接，旨在为工业经济奠定基础设施；另一些则更为直接，由政府亲自建设并经营矿山与工厂。
19世纪70年代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是新的税制。新明治政府诞生时极为贫穷。它的财政收入仅来自原幕府直辖地的一小部分土地，同时还向大阪几家大商号借款。1871年，当它以中央直辖的县取代自治藩时，一方面继承了武士俸禄和大名年金这两项沉重负担，另一方面也终于获得了从全国原藩领地征税的机会。
1873年，政府公布了由大久保利通设计的新全国地税制度（即地租改正）。其目标，是把国家税收稳定在一个大致相当于幕府与各藩旧日税额总和的水平上。
新税制的意义不止于确保国家收入。它还重塑了土地所有者与国家之间、以及土地所有者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德川体制下，土地所有权主要依村庄内部习惯来认定；税收也不是由国家直接向个人征取，而是按全村包收。国家既没有一套严格监管的地契与土地登记制度，也没有正式承认的土地买卖市场。此外，税赋依据的是估计产量，而不是估计价值，而且通常以实物征收，主要是稻米。于是，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往往由政府而不是纳税人承担：米价一下跌，政府收入也就随之减少。
1873年的新税制彻底改变了这一切。19世纪70年代中期，政府进行了全国地籍调查，把每一块土地都对应到具体所有者，并发放地契；同时评估其市场价值，再把地税定为评估价值的3%。新制度由此给政府带来了可预期的年度收入。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与各个男性户主建立了直接的财政关系。市场价格变动带来的风险与机会，也由国家转移到纳税农民身上。谷价下跌时，农民必须卖出更多收成，才能缴清税款；物价上涨时，他则可能获利。这样一来，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直接系于国家。毫不奇怪，税收与国家预算遂成为明治时代最具争议性的政治议题之一。
在随后数十年间，新政府把部分税收用于公共工程与制度建设，以打造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所需的基础设施。它疏浚港口，修建灯塔，改善沿海航运；自1869年起铺设电报线；1871年建立仿效英国的邮政系统；并鼓励私人投资者创设股份公司。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它又建立起统一的全国货币“日元”，并设立了仿欧制的中央银行。
其中最重要的，还是铁路网建设。第一条铁路线连接东京与横滨，于1872年通车。到1889年，这条线已延伸到神户。政府也鼓励民间投资铁路。许多原大名和高级武士拿出退休年金，与富裕平民一道投身19世纪80年代的铁路投资热潮。这股热潮又推动了现代股票市场的诞生。到1890年，日本已有1400英里铁路（约2250公里），其中约40%由政府拥有并运营，其余则掌握在私人手中。
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铁马”对文化的影响并不亚于经济影响。它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距离以及社会行为方式的感受。就像数十年前的西方那样，日本19世纪70、80年代的观察者也用了后来几乎成为陈词滥调的比喻来谈论火车：它“快于飞箭”；它“缩小了世界”。他们还注意到，火车凭借精确的时刻表，培养了守时观念。当然，这些变化起初并不迅速。直到20世纪初，人们仍经常抱怨铁路服务“松懈而敷衍”。然而，顾客会如此抱怨，这一点本身就说明他们的观念已经改变。铁路的出现意味着，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必须以“分钟”而非“半小时”为单位来计算时间。这又推动了手表与钟表的使用。渐渐地，对精确计时的重视扩散到整个社会之中。〔8〕
除了建设基础设施，明治政府还更直接地介入了工业企业的兴办与经营。政府领导人相信，民间投资者既缺乏主动性，也没有经营现代工厂所需的知识；他们同样认定，外国投资潜藏风险。此前研究“夷务”的经验使他们得出一条教训：英国和法国在殖民中东时，往往就是以向当地统治者放贷为起点。外国资本并未被明令禁止，却也绝非受欢迎之物。
因此，日本最早的一批近代工业企业主要依赖国内资金，尤其依赖国库。19世纪70年代，国家出资并亲自经营了一批所谓“模范企业”，包括船坞、煤矿和铜矿、工程厂、兵工厂，以及棉纺、缫丝、玻璃、制糖，甚至啤酒厂，总数约二十多家。政府虽不愿为这些项目引入外国资本，却一度非常积极地从国外延聘专家和经理。19世纪70年代，新政府不惜高价聘用了数千名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雇佣洋人”（oyatoi gaijin）。这个称呼本身带有几分轻蔑意味，仿佛他们除了具体技术专长外别无所长。实际上，这些技术人员和专家在广泛的经济与社会事务中都提供了重要建议。他们的薪酬十分优厚，多数人的收入与日本政府最高级官员相当。
经济史学家对于政府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看法不一。有人强调，国家在官营企业上的总投资远少于在军队上的投入；政府也不过只建了二十来家工厂、几座矿山、一套电报系统和一些铁路；而且这些企业没有一家真正盈利。事实确是如此：大多数“模范工厂”都在赔钱。19世纪80年代初，政府把亏损企业廉价卖给私人投资者；少数较成功的项目，主要是煤矿和金属矿，则在80年代后半期以更接近市场的价格出售。尽管如此，若因此就否定这些尝试的意义，仍失之过窄。第一代管理者和工程师正是在这些企业中培养出来的，一支规模虽小却真实存在的产业工资劳动者队伍也在这里形成。这些国营企业，为日本后续工业增长提供了最初的平台。
政府本来希望鼓励私人投资者进入新兴工业领域，却既说服不了、也强迫不了江户时代的商人、地主及其他社会成员承担这些风险。正如大久保利通1874年所写：“货物产出的多寡，固然部分取决于人民是否勤勉，但归根结底，更有赖于政府及其官员事先的引导与奖励。”十年之后，即使模范工厂已被出售，官员们对民间也并未增添多少信心。1884年，一位高级官僚写道：“日本人一般并不习惯操作外国机器。他们对机械之学如此无知，就连一把普通的西洋锁也不容易打开。即便从国外订购了机器，也不会使用。”〔9〕 说民众“无知”或“笨拙”，不如说他们只是经验不足；而在这些早期事业风险很高的情况下保持谨慎，也完全情有可原。但有一点大体可以肯定：若无国家出面，这些“模范工厂”中的大多数，不可能在如此之早的时间里由私人自行兴办。
这些国家活动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在政府内外培育出一种持久观念：国家不仅能够推动经济，而且应当主动推动经济，而不只是退居幕后充当裁判和监管者。正是在这一时期，这种观念扎下了根，并在整个20世纪持续发挥影响。
德川时代萨摩、长州等藩经营专卖事业的经验，也许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某些启发。但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与其说是日本传统经济思想的遗产，不如说是明治领导人在“后发追赶”压力下作出的有意识选择。他们逐渐把世界理解为彼此竞争的民族经济单位，把日本看作一个必须急起直追、摆脱半殖民地式从属地位的迟到者。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德国式国家主导的发展思想，尤其是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经济观，而不是亚当·斯密式的英国自由放任逻辑。后来的许多亚洲政治精英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其后果直到今天仍然充满争议。
对世界的姿态
19世纪70年代的明治革命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欧美技术与思想的强烈兴趣。与19世纪50、60年代一度高涨的攘夷言论与行动相比，这种向西方开放的姿态尤为醒目；更引人注目的是，新政府的领导人中，有些恰恰正是当年攘夷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们的转变，往往先从务实接受外国存在和外国技术开始：若要打败“夷人”，就得先学会他们的门道。此后，不少明治领导人又更进一步，对西方制度与观念的持久力量形成了更深刻的理解。
出洋旅行，是这些年轻统治者最重要的教育经历。19世纪60年代，萨摩、长州以及幕府本身都曾派学生赴欧留学。这些经历使伊藤博文、井上馨、大久保利通等未来政府领袖，以及涩泽荣一这样的工商界人物，对西方有了宝贵的第一手认识。但最重要的一次海外见闻，还是1871—73年的岩仓使节团。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数十名使节，在美国与欧洲旅行了一年半，考察学校、工厂、议会等种种制度与实践。近代工业的经济力量，以及西方民族国家中受教育公民与臣民的社会力量，都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正是这种经验，推动日本此后在“西方制度的大商场”里展开一场大采购：从中央银行、大学，到邮政、警察，几乎无所不取。
然而，对西方思想与制度力量的新敬意，与日本对自身与西方之间不平等政治关系的愤怒始终并存。派出岩仓使节团的首要目的，本来就是谋求修改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每当日本方面提出此事，美国和欧洲各国便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它们告诉日本：只有当日本把自己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提升到欧洲标准时，修约才有讨论的资格。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既被视为机会之源，也被视为危险之源。危险不仅来自外国军队和舰队，还来自民主政治的观念本身。明治领导人对此怀有极深戒心。他们认定，议会可能成为分裂而非团结与强盛的根源。因此，他们很早就开始思考：如何既争取民众支持，又不至于引来危险的政治挑战或大规模叛乱。
除了政治动荡，西方还被视为社会失序的潜在来源，这种危险常被描述为“男女关系颠倒混乱”。幕末和明治初年日本人访欧访美留下的日记里，充满了对西方男女公开亲近、以及女性大胆举止的惊愕与反感。由此，一些观察者甚至相信——也许并不准确——西方女性的地位高于日本。某些明治男性因此担心，日本妇女也会要求婚姻中的平等，乃至整个社会中的平等。
明治领导人和重要知识人对亚洲同样抱有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有时主张亚洲各国应团结起来，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掠夺性帝国主义，也就是所谓“泛亚主义”。另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亚洲邻邦居高临下的外交姿态也已形成，其背后往往带着明显的轻蔑感。在这种想象中，日本是亚洲天然的霸主，应当带领“愚昧落后”的邻国走向现代化，并帮助它们获得与西方平等的地位；至于邻国自己愿不愿意，并不重要。
这种态度在1873年——岩仓使节团仍在海外时——集中爆发出来。出身萨摩的狂热爱国者西乡隆盛，力促留守政府筹划入侵朝鲜。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商人不断施压朝鲜政府，要求其开放通商；朝鲜方面坚决拒绝后，西乡便主张以武力迫使其屈服。除了民族自尊的考量外，西乡及其政府内的支持者——如出身土佐的板垣退助——也希望让由武士组成的远征军，在新明治秩序中继续占据一个光荣位置。
无论主张出兵者还是反对出兵者，似乎都不太在意其中的讽刺意味：他们自己的行为，实际上与19世纪50年代那些咄咄逼人的西方列强并无二致。但岩仓使节团成员从战略角度坚决反对这项计划。随着旅行日深，他们愈发确信：日本若想向外投射力量，就必须先在国内完成重大改革。木户和大久保在海外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遂中途缩短行程，返回东京，终于压下了西乡的出兵计划。不过，他们并没有否定“日本可以凭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这一观念本身。
相反，次年（1874年），他们同意发动一次规模较小的对台行动。1871年，台湾原住民杀死了数十名来自琉球群岛、因海难漂流到台湾的冲绳水手。新日本政府当时正试图把琉球纳入自身版图，于是向中国政府要求赔偿；而中国方面既宣称琉球属其管辖，又拒绝付款。1874年，在大久保利通主政下，日本派出一支三千人的惩罚性远征军赴台。这支部队因热带疾病损失五百余人，却没有取得显著战果；不过，日本政府最终还是从中国方面拿到了一笔数额不大的赔款。
这一军事行动发生在事件过去整整三年之后，这恰恰说明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1873年主张侵朝派情绪仍然高涨的一种策略性让步。但除此之外，日本年轻的政府一开始还想借这次远征，在台湾建立军事殖民据点，其长期目标是“开化”当地土著居民。日本领导人的这一思路，明显受到了当时西方外交实践的影响——列强往往以“文明使命”为名，为殖民“土人”辩护。这个建立殖民点的计划并未公开，而且在远征开始后，因为担心激怒中国、招致战争，而被搁置。〔10〕
无论如何，在筹划和执行台湾远征的过程中，日本的统治者已经跨出了新的一步：他们不仅树立了炮舰外交的先例，也在内部明确提出了“日本有使命把文明带给亚洲其他地区”的观念。
在建构国家的最初十年里，明治统治者同时也为日本民族国家划出了更扩大的边界。德川时代称作“虾夷”的北方岛屿——阿伊努人的家园——于1869年被正式纳入明治国家，改称北海道。此后数年间，明治统治者派遣前武士及其他移民，包括囚犯劳工，北上开垦这片新近纳入版图的土地。十年后，即1879年，日本又迫使琉球国王退位，把琉球列岛改设为冲绳县。
但边界的划定，并不等于这些地区的居民就自动被整合为“日本民族”的成员。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在1872年的新户籍制度中被纳入“日本人”名下，但在户籍上又被特别标注为“旧土人”（former native），与其他日本人区隔开来，而且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开始被征兵。〔11〕 冲绳人被纳入国家的过程则更为缓慢，因为政府担心全面推行“日本化”会激怒中国，引发冲突。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初，征兵制、新地税制度等政策才逐步延伸到冲绳。换言之，虽然这些边疆地带的人自明治初年起就在法理上被承认为日本臣民，但把他们真正纳入“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却始终暧昧而迟缓。
一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究竟该如何描述明治初年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历史学家常以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的欧洲革命为参照，把明治维新称作一场“不完全的”或“畸变的”革命。若把1790年代的法国视为“真正革命”的范式，日本的变化当然显得不够“完全”；若再坚持认为，现代革命的本质就是新兴资产阶级资本家不受羁绊地崛起，并推翻贵族旧秩序，那么明治日本看上去也确实带有某种“扭曲”。毕竟，推动明治变革的，与其说是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资本家，不如说是武士“贵族”中的一个派系。
即使到近年，国内外许多历史学家仍然或明或暗地倾向于从这种比较视角来理解明治时代及20世纪初的日本历史。但这样的分析并无太大帮助。它把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模型武断地加诸世界史，并没有真正努力按照其他地区自身的条件来理解它们的历史。
明治时代那些巨大的变化之所以可称为现代意义上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是因为它们的确由旧制度中世袭武士精英的成员强力推行。但到1868年以前，这些领导者中的许多人其实来自武士阶层中下层，是一批失意、不安而又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当然比普通民众享有更多特权；然而，若笼统地把他们称作“自上而下的贵族革命者”，仍会产生误导。那样的说法，仿佛他们原本安享特权，后来又慷慨放弃特权。更接近事实的解释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介于上下之间的位置、作为领主受薪臣属而并不稳固的身份，以及强烈的受挫感、野心和“理应统治”的自我意识，共同赋予了维新派如此强烈的革命能量，也推动他们提出那一整套影响深远的改革方案。这是一场由失意次级精英发动的革命。〔12〕
还需要看到，明治革命和世界各地的近代革命一样，是一个持续推进、充满动荡的过程。公立学校、新税制与征兵令，都不是民众自然而然接受的制度安排。不平等条约始终是极具争议的问题。自新明治政权诞生之初，究竟由谁参与政治、又在什么条件下参与，对一个迅速扩大的公众而言，就已经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明治革命改变了许多，但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就此尘埃落定。
注释
〔1〕 巴兹尔·霍尔·张伯伦：《日本事物》（Things Japanese）（伦敦：K.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891），第1页。
〔2〕 历史学家托马斯·C.史密斯曾就这一问题写过一篇极精彩的短文：“日本的贵族革命”（“Japan’s Aristocratic Revolution”），见托马斯·C.史密斯《1750—1920年日本工业化的本土源泉》（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 to 1920）（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3〕 横山俊夫：《维多利亚时代心目中的日本：1850—1880年一个国家刻板形象之研究》（Japan in the Victorian Mind: A Study of Stereotyped Images of a Nation 1850–80）（英国汉普郡贝辛斯托克：麦克米兰，1987年），第109页。
〔4〕 德富健次郎（笔名“芦花”）：《雪中足迹》（Footprints in the Snow），肯尼思·斯特朗译（纽约：Pegasus Books，1970年），第107页。原作《追忆记》（Omoide no ki）出版于1901年。
〔5〕 德富：《雪中足迹》，第107页。
〔6〕 藤谷武史：《壮丽的君主制》（Splendid Monarchy）（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页。
〔7〕 木户孝允：《木户孝允日记》第二卷（The Diary of Kido Kōin, vol. 2），西德尼·D.布朗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8〕 斯蒂芬·J.埃里克森：《汽笛之声：明治日本的铁路与国家》（The Sound of the Whistle: Railroads and the State in Meiji Japan）（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专著，1996年），第66—73页。
〔9〕 大久保的这段话，转引自西德尼·D.布朗《大久保利通：他在明治初年日本的政治与经济政策》（“Ōkubo Toshimichi: H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Early Meiji Japan”），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21卷第2期（1963年2月），第194页。关于“西洋锁”的说法，出自前田正名，转引自托马斯·史密斯《日本的政治变迁与工业发展：政府企业，1868—1880》（Polit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 Government Enterprise, 1868–1880）（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9页。
〔10〕 关于台湾远征及其殖民计划，见罗伯特·埃斯基尔德森：《文明与野蛮人之间：日本1874年台湾远征的模仿性帝国主义》（“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107卷第2期（2002年4月）：388—418页。
〔11〕 关于日本北方边疆诸民族，可参见泰莎·莫里斯—铃木：《成为日本人：二十世纪初帝国扩张与认同危机》（“Becoming Japanese: Imperial Expansion and Identity Cris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收入莎伦·米尼切洛编《日本相互竞争的现代性：文化与民主问题，1900—1930》（Japan’s Competing Modernities: Issues in Culture and Democracy: 1900–1930）（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7—180页。
〔12〕 有位历史学家颇具启发性地把这称作“服务型知识阶层”的革命。见托马斯·胡伯《现代日本的革命起源》（The R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odern Japan）（美国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