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第一次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日本向盟国投降。后来，一些当时震惊失语的听众回忆说，那个八月正午仿佛是“重生”的一刻。对这些人而言，投降意味着过去的经验与价值一下子失去了正当性。他们决意另辟新路，无论是为了个人，还是为了民族共同体，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另一些听众，早已在遭轰炸成废墟的城市里为食宿挣扎，则陷入了绝望与消沉。还有一些人——尤其是掌权者——则下定决心，要保住他们熟悉的那个世界。尽管“战败”是全民共同经历的国家事件，个人的感受却大不相同。
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许多宫廷人士，以及部分政客、企业家和官僚领袖，就担心战败会引来一场革命，横扫天皇制，并以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取而代之。投降之后，这种恐惧愈发强烈，只不过在许多人看来，革命的代理人变成了美国。这些末日般的革命图景——对一些人是恐惧，对另一些人却是希望——最终都没有成为现实。日本社会中深层的紧张与冲突，始终是其生活的常态。然而，考察20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历史时，一个核心问题便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稳定化”过程，得以将这些张力大体收束于秩序之中？一个保守的政治与社会秩序，何以会在1945年后形成并延续数十年？
忍所难忍，受所难受
几乎所有收听投降诏书的数百万日本人，此前都从未听过他们那位君主的声音。静电噪音中传来的，是高而尖细的声音；声音本身已足够令人错愕，而其中所传达的内容则更令人震惊。八年来，日本统治者一再号召国民：为了天皇、为了必将到来的伟大胜利而牺牲，以把亚洲从“英美鬼畜”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地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军民，而七千万日本臣民中也有约二百五十万人丧生。如今，天皇却突然以一种古奥而刻意暧昧的语言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日本战败了。
裕仁天皇对投降决定的解释，堪称历史上最惊人的轻描淡写之一：“战局并未朝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他强调敌人新式“残酷炸弹”的破坏力，称其威胁的“不仅是我族的灭绝，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他还对那些曾与日本一道“解放东亚”的其他民族表达了歉意。随后，天皇宣称，他将“开辟万世太平之路”。最后，他要求臣民“忍所难忍，受所难受”，并团结一致，“以跟上世界进步之潮流”。〔1〕
这篇诏书值得注意，因为它是天皇及其最亲近的顾问们最早的一次重要尝试：一方面把过去说成一场无私的“解放战争”，另一方面为他们在一个即将天翻地覆的世界里继续掌权辩护。诏书把日本人民、甚至把国家本身，都塑造成了战争和残酷武器的受害者。尽管裕仁在结尾处援引了明治时代日本追赶西方进步的那套话语，但整篇讲话的主旨与其说是号召变革，不如说是号召忍耐。他实际上是在要求臣民“照旧继续牺牲”。〔2〕
对少数人来说，战败的前景确实“难以承受”。诏书广播后不久，大约有350名军官自杀。然而，若把这一数字放在战争结束时约六百万现役军人之中来看，它并不算高——尤其是此前军部统治者一直声嘶力竭地鼓吹士兵要为国家战至最后一刻、献出生命。绝大多数平民和军人作出的反应，更实际，或更消极，也远没有那么戏剧化。
最实际的应对之一发生在官僚机构、军队和企业的办公室里。从8月15日停战到9月初麦克阿瑟将军和占领军抵达，这两周之间，东京四处燃起了数百堆篝火。为了抹去自己战时活动的痕迹——因为这些痕迹可能招来占领者的清算——成千上万的官员和管理者焚毁了各种文件。
政府还迅速照搬战时那一套做法，招募女性从事卖淫，以便“保卫并维系我民族的纯洁”。官方慰安设施的筹建从8月18日就开始了。到1945年底，日本各城市数十处“娱乐与休养中心”里，已有数千名妇女在为盟军士兵提供性服务，其中大多数此前并无卖淫经历。1946年1月，占领当局谴责并取缔了这种官方组织的卖淫制度，称其侵犯了这些妇女的人权。但与此同时，占领者却接受了日本政府保留战前那种持照、私人经营妓院的决定。占领军士兵成了这些妓院稳定的顾客来源。那些做妓女的女性——其中有些人与某些男子甚至发展出长期关系——处于一种双重歧视的困境之中。美国官员虽然允许妓院继续营业，却又极力劝阻美军士兵与日本妇女结婚；而这些女性所生的混血子女，在日本也同样遭受相当严重的歧视。
不论合法与否，积极的创业也是对战败的另一种显著而务实的回应。天皇广播后数小时，一位名叫小川菊松的编辑突然意识到，英语会话书很快就会有巨大需求。他火速编出一本会话手册，到当年年底已卖出350万册。直到1981年，这本书仍是日本有史以来销量最高的畅销书。〔3〕 更典型的，则是转向黑市。战时配给制和价格管制在战后仍继续实行，许多男人，也有少数女人，其中包括不少朝鲜人和台湾人，靠向绝望的买家出售稀缺的食物与日用品而大发横财。这些非法、却被公开默许的露天市场，通常由黑帮操控。他们为了争地盘而激烈厮杀。到1945年10月，全国城乡已出现大约一万七千处这样的“露天市场”。卖家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弄来货物：向农民收购，从日军留下的军需品中搜罗，从妓女和能接触到美军基地丰厚物资的美国士兵那里转手。有些出售的衣物和毛毯，甚至是从尸体上扒下来的。〔4〕
接下来的几年里，数百万人都面临饥饿威胁，数千人实际上活活饿死。〔5〕 到1946年春，歉收加上瘫痪的配给体系，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粮食危机。1946年，普通家庭平均要把68%的收入花在食物上。小学生的平均身高和体重一直下降到1948年才止住。〔6〕 新闻纪录片记录下令人心碎的画面：肚子鼓胀、瘦骨嶙峋的少年，在厚生省官员忧心忡忡的注视下接受检查。男女老少挤上开往乡下的列车，用和服去换白菜。一篇回忆录写道：“脱衣换粮
，起先被比作蛇蜕皮，后来又被比作剥洋葱，因为总伴随着眼泪。”〔7〕
描述战后初年日本人精神状态的一个关键词，是医学上表示精疲力竭的“虚脱”（kyōdatsu）。酒精和药物滥用在媒体上被视为重大的社会问题。报纸频繁刊载饮用自酿酒致死的报道。与20世纪20、30年代相比，持械抢劫和盗窃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谋杀率却并没有增加。换言之，政府和媒体中那些焦虑的观察者所记录下来的“社会失序”感，很可能被夸大了。
这个时代另一个流行词，是“酒糟文化”（kasutori culture）。这个词本指一种用清酒酒糟（kasu）酿成的廉价酒，它所指向的心理世界，则是一种伤感的自怜，与一种倔强的“过一天算一天”并存——在未来似乎毫无希望的时代，人们只求活在当下。正如一位黑市商贩所说：“我借酒浇愁，是想忘掉那种像浮萍一样悬着的日子。”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在自身的生活里，几位著名作家，尤其是太宰治和坂口安吾，都讴歌了和平时期颓废的人性，与战时忠诚的非人性相对照。坂口安吾在那篇出色的《堕落论》中写道：
难道不能说，神风英雄不过是一场幻影，而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从他开始混迹黑市的那一刻才真正开始的吗？我们不过是重新变回了人。人是会堕落的——忠臣会堕落，贞女也会堕落。〔8〕
美国的议程：非军事化与民主化
与日本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5年9月开始抵达日本的美国占领者们，吃得饱、装备好，而且自信满满。他们带来了一套大刀阔斧的改革愿景。在近七年的时间里，日本人民经历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处境：一个外国强权以占领者身份，握有改写法律、重组政治经济体制，甚至试图重新界定文化与价值的权力。
理论上，对日占领是盟国共同进行的事业。1946年初设立了由四国组成的“驻日盟国理事会”，负责就日本问题向盟军最高司令官提出建议；另有一个由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负责制订占领政策并审查SCAP的行动。〔9〕 但实际上，这位最高司令官——也就是气势逼人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以及他那支几乎完全由美国人组成的幕僚机构，只听命于美国政府，对这些机构基本不予理会。出于行文方便，SCAP这个缩写很快既指麦克阿瑟本人，也指他那套庞大的行政机器。〔10〕
美国对日初期战略，可以概括为两个词：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SCAP立刻解散了陆军与海军：日本军队于11月30日正式被裁撤。要把这道命令落到实处，是一项艰巨任务。这意味着要让庞大的日军复员，并把总计690万人遣返回本土诸岛。战争结束时，身在海外的日本人接近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包括370万士兵和320万平民，他们分布在朝鲜、满洲、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向南方广泛扩张的战时帝国各地。除约40万人作为战俘滞留苏联、另有少数人被留在满洲外，复员与遣返到1948年底基本完成。就如此庞大的规模而言，这一过程算得上迅速而平稳；然而，要吸纳如此大量的人口回到国内，毕竟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其后果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和理解。无论平民还是军人，许多归国者回到“家乡”后都感到格格不入：人们一面怜悯他们的贫困，一面又鄙夷他们曾参与一场如今看来毫无希望的战争。到了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返乡退伍军人在政治组织活动中尤其活跃，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重新武装，并要求修订占领时期由美国强加的各项改革。
其他非军事化措施，则针对那些不在军中、却曾支持战争机器的人。1945年10月，美国人解散了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Special Higher Police，西方批评者称之为“思想警察”）。1945年至1948年间，占领者把二十多万名被认定对战争负有领导责任的政界和商界人士清除出职位。他们废除了国家神道作为官方宗教的地位。在战中及战后初期，盟军还以虐待战俘等常规战争罪审判了约六千名日本军人，其中九百多人被定罪并处决。与此同时，他们还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战争赔偿计划：日本相当一部分工业设备将被装船运走，交给亚洲那些曾遭日本扩张侵害的国家和地区。
清算最重要的舞台，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就是通常所谓的东京审判。审判从1946年5月拖到1948年11月，把日本战时统治者送上了被告席。从东条英机开始，共有28人被控犯下常规战争罪，以及新近设立的“合谋发动战争”罪。所有人都至少有部分罪名成立。东条和另外六人被处决，另有17名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11〕
1945年的美国，所图远不止是让日本非军事化、惩办其领袖。它还试图按自己的模样重塑整个世界，日本也在其中。基于这一精神，SCAP在1945年秋和1946年间迅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军国主义滋生于垄断、专制和贫困。要建设一个和平、非军国主义的日本，仅仅解散军队还不够；还必须大幅改革，打碎专断的政治统治，实现政治权利乃至财富分配的平等化，并改造价值观。
SCAP于1945年10月宣布了第一批重大改革：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以及组织工会和农会的权利。SCAP还命令日本政府赋予妇女公民和政治权利。稍晚一些，到12月，占领者又要求日本政府实施土地改革，使佃农能够购买自己所耕种的土地。
通过这些举措，美国人明确表示：民主应当成为新日本的基石。整个改革工程的关键之举，是重写宪法。这部新宪法于1946年冬由占领当局官员组成的委员会起草，同年春在帝国议会（直到新宪法实施前，帝国议会仍然存在）中经过激烈讨论并获得通过，于1946年11月公布，1947年5月生效。
战后宪法把天皇从绝对君主降格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它赋予日本人民一系列“基本人权”，其中包括美国《权利法案》式的公民自由，如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它还大胆地把“权利”概念扩展到社会领域：新宪法保障人民享有“依其能力，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以及“维持健康而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确认劳动的权利（也是义务），以及组织工会和集体交涉的权利；禁止基于性别、人种、信仰、社会身份或门第出身的歧视；明确保障妇女在婚姻、离婚、财产、继承以及“与婚姻及家庭有关的其他事项”上的平等。最后，第九条更规定，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主权之发动，以及以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之手段”。
日本精英对这些范围广泛的保障感到震惊，尤其是当美国人坚持要求日本政府把这些内容当作“政府自己的建议”提交给人民时，更是如此。但这份草案在民间却引起热烈响应。作为经官方确认的目标与理想，这部宪法中雄心勃勃的条文，自此一直塑造着当代日本的制度框架与公共话语。
从1945年到1947年，占领当局还推行了许多其他重要变革。早在1945年10月4日，SCAP就释放了被关押的日本共产党党员。它废除了日本原有的审查制度，甚至可以说，它所允许的政治表达范围，比当时美国国内还要宽广。与此同时，SCAP几乎毫无反讽意识地，又对这片刚刚“获得解放”的日本文化空间设立了自己的审查制度，以防继续支持军方或战时政权的声音出现。
占领改革者还向财阀那枝蔓庞大的商业帝国开刀。他们剥夺了由财阀家族（如三井、住友、安田、岩崎〔三菱所有者〕、浅野等）控制的控股公司对企业的所有权与支配权，拆分了各财阀网络中的部分大型企业；他们鼓励并指导工会发展，在一开始甚至欢迎那股惊人的组织与罢工浪潮；在SCAP命令下实施的土地改革，则从根本上重组了日本农村的社会与经济权力分配。它事实上把地主的土地征购出来，转交给原来的佃农，从而造就了一个由小规模家庭农场构成的乡村社会。
学校同样成为改革对象。SCAP命令文部省，以和平与民主的教育取代战时鼓吹战争和忠于国家的内容。战时教科书很快被改写，但在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学生们只能先把旧课本中关于坦克和战舰之类的字句划掉，继续使用原书。有些课本几乎只剩下一片片涂黑的段落。1947年，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大学体系也大幅扩张。战前那几所国家资助的精英“帝国大学”被摘去了“帝国”二字，改称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与此同时，日本各地又新建或扩充了数十所四年制大学。1947年，妇女获准进入公私立大学。SCAP还试图推行一种美国式的地方学区制度和地方自治的学校管理体制。
这些大规模措施改变了思想氛围，也改变了经济和社会权力的
分布。一场“民主化”的热潮席卷日本。对其倡导者而言，民主与平等意味着的，远不只是选举和土地改革；在许多人看来，它还意味着——既是希望，也是威胁——对人的灵魂的重塑。知识分子就如何培育真正民主之人的自主主体性，展开了深入而精细的讨论。许多人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灵感，并把日本共产党视作领导力量；左翼政党和左翼思想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大批既饥于思想、也饥于食物的人们，在旧书摊间翻找书本；还有一些人整夜守在大书店门外，只为购买政治哲学名著的新卷。“革新”“重建”“改造”一类的说法，在日本各地回响不绝。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是美国力量在人们心中最鲜明的人形象征。他是一位魅力非凡、极端自信的领袖，也极善于以克制而富于象征意味的方式经营自己的公众形象。麦克阿瑟尽量不与普通日本人直接接触，却仍向公众公布了
一张在日本乃至世界政治史上都堪称惊人的照片。那是1945年9月27日，他与裕仁天皇首次会面时拍摄的：会面地点不是皇宫，而是麦克阿瑟的总部。这张照片刊登在日本各大报纸上，以震撼性的力量，把日本国家与人民所处的从属地位传达给了整个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位最高司令官个性强烈，形象也近乎“天皇式”，但他并不是一个按自己意志任意施政的独裁者。SCAP的政策，早在战争期间就已由华盛顿的规划者拟定，并得到哈里·杜鲁门总统批准。无论是最初的改革，还是1947年后开始显现的美国政策转向，通常都反映了美国主流决策层的思路。
宗教问题是少数几个麦克阿瑟坚持个人议程的例外领域之一。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希望借助自己的威望和权力，通过基督教化来完成对日本人的精神改造。他鼓励西方传教士重返日本，还要求分发一千万册《圣经》日译本。〔12〕 但最终，他的努力收效甚微。确有一些人在战争灾难面前转向基督教，以寻求解释或慰藉；然而，日本基督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总体上并无明显增长，始终维持在大约1%左右。
从长远看，麦克阿瑟的个人看法对美国对待天皇制的政策影响更大。华盛顿有一批主张“温和和约”的人，倾向于保全天皇，并利用他的威望来为占领改革提供合法性。但在占领初期，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定案。1945年秋，麦克阿瑟成为保全皇位的关键支持者。他不断向国内发出惊人的报告，强调如果迫使裕仁以战犯身份受审，哪怕只是让他退位，都将危及社会秩序和美国政策的实施。正是麦克阿瑟的游说，确保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将呈现一种混合形态，有人将其称作“天皇制民主”。〔13〕
日本方面的回应
尽管占领下的日本表面上似乎处处笼罩着压倒性的美国力量，但无论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实际上都保有一定空间去理解、消化，甚至改写占领者的改革。SCAP实行的是间接统治，通过现存的日本官僚体系来推动变革。这种做法大概也是无可避免的：占领者既没有足够的人手，也缺乏足够的语言能力，不可能自己搭建一整套政府来执行如此庞大的改造任务。因此，SCAP/GHQ实际上只是一个规模较小、却与日本政府官僚机构平行设置的“影子政府”。SCAP/GHQ通过一个由双语日本官员组成的联络机构，把命令传达给日方对应部门。这种结构，使政府官员以及其他战时精英获得了相当可观的腾挪空间，无论他们是要抵制改革，还是试图按自己的方式重塑改革。
普通民众同样拥有相当大的空间，去对美国议程作出各自的发挥与变通。在这种情形下，改革的命运只部分取决于占领者是否持续推进它们；更重要的是，它取决于贯穿战前与战后的一种历史遗产。日本社会与政府中的个人和群体，在塑造现代制度方面原本就各有主张，占领时期不过是让他们继续沿着既有方向彼此角力——他们与其说是在单纯对抗占领军，不如说更多是在彼此竞争。
以土地改革为例，它最终证明是占领时期最彻底、也最持久的变革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地主就已经处于守势。佃农组织频繁与他们对抗，并成功迫使其降低地租或给予更稳定的佃耕权。许多地主因此开始出售土地。战争时期，政府也介入其中，不过其目的与其说是社会改革，不如说是提高粮食产量。政府补贴收购佃农稻米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地主的经济实力。此外，自20世纪30年代起，农林省内部就有官僚主张通过土地改革来为农村带来社会稳定。当然，佃农自己也一直想拥有自己的土地。
因此，土地改革其实是一项贯穿战前、战时与战后的连续事业。正是这一历史脉络，解释了为何SCAP主导的改革能留下如此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与此同时，SCAP也确实推动了超出日本官员本来打算的改革。1945年12月，日本政府先自行通过了一部土地改革法，但SCAP认为力度太弱，要求政府重新起草一部更有力的法案。于是，1946年10月又通过了更强硬的新法。它强制每个地主把除一小块供家庭自耕的土地以外的全部农地，以1945年的价格卖给佃农。观察者开玩笑——而且说得并不错——说等到真正付款时，通货膨胀早已把一块田的实际价格冲淡到只相当于一条香烟。
在社会政策领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跨越战前战后的延续性。20世纪20年代末，内务省里已有几位重要官僚推动过工会法；到1945年，他们依然在位。内务省被SCAP视为国内压制的堡垒，是军事机构之外唯一一个在占领期间被撤销的政府部门。但这些官员随后转入1947年新设的劳动省，并在新的位置上主持占领时期的劳工改革。他们主张劳资合作，有时甚至重复战时“产业报国会”的那套语言；但他们也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立场，相信从长远看，一个受规制的工会和集体谈判体系，最能带来社会稳定和更高效率的经济。
同样重要的是，战前少数产业工人本就有加入工会的经验。这些人帮助领导了一股拥抱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的巨大浪潮。劳工运动还迅速吸引了数以百万计新近活跃起来的男女劳动者，他们不满于低工资、糟糕的就业保障，以及在劳动生活中缺乏力量感。到1946年底，工会会员数已从零激增到将近五百万。到1949年，有工资劳动者中的工会组织率达到56%以上的峰值。
1945年至1947年间，企业领导人面对如此强大的劳工运动，别无选择，只能让步。他们在集体谈判中同意大幅提高工资，签署了成千上万份合同，使新设立的、包含工会代表的劳资协议会真正拥有一定权力。即便企业经营状况极其困难，在面对罢工时，一些全国最重要的雇主还是撤回了解雇工人的计划。
但与土地改革不同的是，在劳工改革上，反向制衡的力量始终很强。企业领袖以及政府中的许多人，即便在作出让步时，也担心激进工运正把日本一步步推向共产主义。他们决心改变力量对比，并重新塑造工会的性质。1947年至1948年，美国的关注重点从民主化转向经济复苏后，这些经营者便得以重新占据上风，并与更倾向合作的工会领袖建立起持久同盟。
在妇女权利问题上，政治改革得以扎根，是因为SCAP总部中的改革派，与一小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一直争取选举权及其他公民权利的日本女性形成了联盟。1945年，甚至在修改宪法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命令日本政府赋予妇女选举权。在战后第一次选举中，共有39名女性当选进入国会，占席位总数不足10%。妇女参政权是一项极受欢迎的改革。
不仅在政治上，SCAP还在宪法中为妇女的社会与法律平等写下了强有力的表述。这些条文出自一位了不起的年轻女性之手：贝娅特·西罗塔。她童年时曾于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日本，因此日语流利。1945年，她大学毕业后作为研究员回到日本，在SCAP办公室工作。1946年冬，她突然被任命进入SCAP起草日本新宪法的委员会。她抓住这个机会，亲自撰写了那些保障“两性在本质上的平等”的条款，涉及婚姻、继承以及与家庭有关的一切法律事项。
在这一点上，日本既有的权力与思想格局，并不利于激进变革。尽管确有一些日本女性主义者支持根本改变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但男性在家庭以及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因为宪法改革而被颠覆。即便如此，西罗塔起草的这些宪法条文仍被保留了下来。它们为此后数十年间男女双方围绕性别关系应否改变展开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制度背景。
在某些领域，占领改革在日本国内几乎没有天然支持者。美国人来到日本时，坚信财阀垄断集团对扩张主义和战争负有重大责任。SCAP最初的政策要求财阀所有者出售资产，并将其旗下企业拆分为彼此独立的较小公司。但负责战后经济事务的那批官僚，恰恰就是从经济大萧条时期到战时总动员过程中，与财阀建立了密切关系的那些人。在他们看来，国家官僚与大企业合作，才是经济复苏的最佳道路；美国要解散财阀的政策，在他们眼里简直幼稚得不可思议。战后的政治领导层也持同样看法。与此同时，左翼政党虽然反对资本主义垄断，却并不反对大型经济组织本身；他们真正希望的，是一个由强国家来将产业国有化、为工人和人民服务的体制。无论在思想界还是民间，对于彻底的自由市场和经济去集中化，都几乎没有多少支持。
因此，解散财阀的计划推进得十分缓慢。当美国的承诺从改革转向复苏之后，针对财阀的压力也减弱了。最终，被摧毁的是私人控股公司的权力；而财阀企业则围绕着已被解散的财阀集团所属银行重新集结。它们也证明自己愿意与国家官僚合作。这样一种以银行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模式，以及由官僚加以引导的经济体制，便由此奠定，并延续了数十年。
同样地，美国试图分散警察与教育体系权力的举措，也没有持久。它们反映的是一种带有鲜明美国色彩的地方自治观念，而这种观念在日本几乎找不到自然的支持基础。SCAP命令各市町村自行出资、自行管理本地警察。保守派政客担心，这样的警察力量不足以有效监控左翼挑战；而地方纳税人，尤其是小社区居民，也并不乐意为自己的警察队伍买单。占领结束时，政府赋予地方终止自办警察制度的权力，多数地方立刻就放弃了，到1954年，全国性警察厅随即成立。教育领域也是如此。1948年的改革规定，全国实行民选地方教育委员会，但日本政府拖延了其实施。占领结束后，修订后的教育法以任命制教育委员会取代了民选制。此后数十年间，围绕教育内容的激烈争论从未停止，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和激进派，都不特别关心要把这场争论放在自治的地方单位中去展开。
这种争论所处的政治背景，是左右政党之间的尖锐分裂。这一分裂同样有战前根基。在大政翼赞会造成的五年中断之后，战前两大政党以新名义重新集结。立宪政友会的残余力量组成了自由党（Jiyūtō），而立宪民政党的政治人物大多加入了新成立的进步党（Shimpotō），后者后来演变为民主党（Minshutō）。虽然这些政党在占领时期大部分时间里仍设法掌握政权，但它们的起步颇为艰难，因为其创党成员中的多数，都因在战时政治精英中的角色而遭到整肃。它们远不像战前那样占据压倒性优势。
战前那些代表工资劳动者和佃农发声的非共产党左翼政党，在战争时期其实曾热情支持战时政府，因此其中不少领导人同样遭到清洗。尽管如此，战前社会主义阵营中幸存下来的领导人仍在1945年底组成了日本社会党。他们通过批评战时政权，以及批评战后承继其位置的企业家、官僚和“既成”政治家，赢得了大量支持。而日本共产党则第一次得以公开、合法地活动。共产党人是唯一一个在战前和战争年代始终（地下）反对帝国主义与扩张主义的政治力量，因此也因这一立场而获得了相当高的道义声望。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选举中，政友会和民政党合计通常掌握80%到90%的选票。无产阶级政党在实行普选后的最初几次选举中只拿到3%到4%的选票，到30年代中期也已接近10%。战后，社会党和共产党延续了这一上升趋势。社会党在1946年的第一次战后选举中赢得92个议席和18%的选票；到次年4月的大选，它们进一步跃升至143席和28%的得票率。共产党在工会和知识界的力量，明显大于它在一般民众中的影响：在这些战后早期选举中，它只能拿到3%到4%的选票和4到5个议席。此外，独立候选人也赢得了可观的选票和席位，在1946年4月第一次战后选举中甚至高达20%。随着左翼和这些独立人士势力上升，老牌政党的合计得票跌到了大约50%。（详见附录B中的选举结果。）
尽管反对派大有斩获，自由党领袖吉田茂仍在1946年选举后设法组阁，并与另一保守政党合作执政。吉田出身外交官，曾在20世纪30年代末担任驻英大使。他是日本帝国的坚定支持者，曾积极敦促英国接受日本在中国的霸权。不过，战争时期他与军方保持了一定距离。1945年，近卫文麿试图直接向裕仁进言、促成及早投降，吉田正是这一行动的关键支持者。也正因如此，吉田在1945年4月曾短暂入狱。这段经历使他在战后获得了一种“反军部自由派”的合法性。
但吉田掌权并不稳固。在接下来的十二个月里，社会党和共产党乘着工会组织、罢工和抗议示威高涨之势迅速扩张，尤其猛烈抨击政府的腐败和对经济的无能管理。一个广泛的工会联盟原计划于1947年2月1日发动全国“总罢工”，公开目标就是推翻吉田内阁。1月31日深夜，SCAP突然下令禁止这场罢工，极具戏剧性地给共产党人和社会党左翼的革命希望当头一击。即便如此，仅仅两个月后，也就是1947年4月，第一场在新宪法之下举行的大选中，日本社会党仍赢得第一大党地位。此后，他们与民主党联合组阁，由社会党领袖片山哲出任首相。1948年3月，片山在上台仅八个月后被迫辞职。其内阁垮台，部分原因是其主要产业国有化议程遭到否决，但根本原因仍是党内左右两派之间的派系冲突。即便如此，社会党依然继续作为执政联盟成员参与政府，这一次由民主党主导，直到1948年底。那时的日本，看上去仿佛正走上一条“社会主义执政大有可能”的政治道路。
事实上，片山内阁只是社会主义分享权力的一次短暂插曲。1949年的选举中，吉田领导下的自由党强势反扑。他们赢得众议院半数以上议席，得以单独执政。这个出身战前的“老牌政党”居然能如此强势回归，其意义不亚于此前社会主义反对派的上升。自由党之所以得以重返权力中心，尤其令人惊讶，是因为它的前身政友会在1931年至1932年日本对外扩张开端时正控制着内阁。而且，即便吉田在战时曾主张尽早投降，自由党这位首相在20世纪30年代毕竟一直是帝国忠实的外交官。完全可以想象，许多人本应把这样的政治家视作应对战争灾难负责的战时精英成员之一。
尽管如此，战前政党的续航力仍然相当惊人。其根源，或许在于人们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对某种熟悉“常态”的深切渴望。自由党和民主党在20世纪30、40年代曾被挤到政府边缘，因此得以把自己包装成不情不愿的战时合作者。他们可以宣称自己是温和改革的支持者，既要重建一个和平的日本，又不想改变太多。此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些老班底，能够把国家补贴与保护政策真正送到许多战前支持者手中——从大小企业，到农民，包括那些刚刚获得原佃耕土地所有权的新地主。
因此，无论在美国占领时期还是其后，老牌保守政党都凭借战前经验、恢复常态的承诺以及政治分配网络，重新掌握了权力。社会党与共产党则成为咄咄逼人的反对派领袖，但大体上始终停留在少数位置。
逆转方针
日本改革最激进的几年，也正是美苏关系日趋紧张的几年。1946年，温斯顿·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冷战由此登上国际政治的前台。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宣布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提出以大规模经济援助促进欧洲复苏。在亚洲，美国原本把中国国民党政权视为战后亚洲秩序的支柱；但到1947年，它已在与共产党人的较量中节节失利。在日本，社会党在选举中势头强劲，巨大的示威人群不断涌上街头，而共产党则主导了那些以明确政治目标策动罢工的工会。
这些趋势使美国政府内部的力量对比与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事实上，即便在日本投降前的规划阶段，华盛顿就已有一些决策者质疑“广泛改革最能确保日本稳定”的假设。华盛顿方面，以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为代表的一批所谓“知日派”（Japan crowd），主张的其实是幅度相当有限的改革。在东京，麦克阿瑟的若干核心助手——尤其是情报部门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将军（麦克阿瑟称其为“我的法西斯宠儿”）——也持类似立场。
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不过是一次轻微失足，只是少数军国主义者劫持了一艘原本运转尚可、管理有序的国家之船。只要拆掉军队，建立起政治民主的基本法律框架，就已经足够。至于其他改革，在他们看来则走得太远，滑向了一种危险的、以社会平等为基础的大众民主。他们主张把权力重新交还给战前精英中的“负责分子”：企业领袖，以及币原喜重郎、吉田茂这样相对亲西方的外务省老臣。他们还支持把天皇作为一个锚点，用来维系日本社会的保守性和凝聚力。
从1947年开始，这样的态度逐步塑造了华盛顿和东京的政策走向。后来，这一转向被称为占领时期的“逆转方针”。1948年，美国人大幅缩减了解散原财阀子公司的计划；1949年，又放弃了所有战争赔偿要求。1948年，SCAP鼓励日本政府修订新的战后劳动法，禁止公务人员罢工，并削弱对劳工的保护标准。他们早在1947年便鼓励日本组建全国性警察力量，此后还在一定限度内推动日本重新武装。
美国人还推动了对日本共产党的打压。1950年，在SCAP的鼓励下，日本政府发动了所谓“红色清洗”。大约一万三千名被指为共产党员的人，被以其政治活动妨碍占领目标为由，从公私部门的工作岗位上驱逐出去。这与1945—1946年SCAP清洗战时领导人的理由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先前遭清洗的一部分旧人物却被解除禁令，迅速重返政坛。这大概是“逆转方针”最戏剧性的一例。
美国政策的转向在当时就极具争议，至今仍是历史学界——尤其是日本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谴责“逆转方针”是美国背弃了战后初期建立真正民主的承诺，从而使日本精英得以在占领结束后继续推行反动与逆转；也有人赞赏这一新方向，认为它是审慎之举，是确保稳定、并让早期改革获得长远成功所必需的一步。
再加上最初便决定保留天皇制，美国政策的转向，的确使日本战后转型没有可能达到的那般彻底。红色清洗无疑改变了许多劳工组织和文化机构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但“逆转方针”并没有触动一些关键的早期改革，包括新宪法和土地改革。它也没有操纵选举，没有关闭报纸，更没有阻止维护宪法和平条款（第九条）的人继续活动。它改变了政治环境，却没有简单地决定政治与文化生活中各股活跃力量持续角逐的结果。美国改革方针的变化，构成了一套临时拼凑却颇为奏效的“稳定配方”：先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打开政治空间，接着又扶住了旧秩序中幸存下来的许多要素。
走向复苏与独立：又一份不平等条约？
经济复苏也是战后稳定的基本要素之一。占领之初，SCAP拒绝对日本经济的复兴承担责任。在前景不明的局势中被放任自流后，企业领袖把恐惧与贪婪糅合在一起，酿成灾难。战后初期，政府向大企业发放重建补贴，希望它们用这笔钱恢复生产。可企业发现，与其把原料加工成成品，不如拿这些资金去购买原料，再转手卖给黑市掮客更有利可图。许多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工厂因此闲置不用。1945年至1949年间，通货膨胀失去控制。一位当时在日本的美国人回忆说：“战后头四年，大通胀像一种巨大而阴郁的存在，笼罩在日本上空……到1949年通胀终于受到控制时，四年间物价水平已经上涨了150倍。”
让信心开始恢复、生产重新启动的第一线希望，出现在1947年。经济决策者注意到一个恶性循环：煤炭短缺抑制了其他工业——尤其是关键的钢铁工业——的复苏，而钢铁业不能恢复，又反过来压低了煤炭需求。他们提出的对策，是“优先生产”计划。商工省官僚借鉴战时经验，把煤炭和进口燃料优先分配给钢铁企业。这样，钢铁业得以恢复生产，再把钢材反哺给煤炭业；后者随之得以重建矿业基础设施，提高生产率。这一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恢复了这两个行业，也为其他用户释放出更多煤炭供应。
但整个1948年，经济仍相对停滞，通胀也继续飙升。此时，美国已把日本视作亚洲“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借用的是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斯·罗亚尔的话。
他们急于推动日本经济复苏。战后最重要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之一乔治·凯南，1949年10月直言不讳地说：
“[真正棘手的问题在于：]如果日本不能重新向南方打开某种帝国式的空间，那么它今后究竟要怎样维持下去？显然，我们……必须为日本打开贸易和商业机会，而且其规模必须远远超过日本过去所曾拥有的一切。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14〕
作为朝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美国于1949年2月派了一位特别金融顾问赴东京，此人是来自底特律的银行家约瑟夫·道奇。他是一个信奉正统经济学的人，厌恶政府对经济的补贴和管制。SCAP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出了一剂猛药，分三帖服下：平衡预算；停止国家对工业的一切贷款；废除国家一切补贴。SCAP还接受了他的另一个建议，设定了1美元兑360日元的有利汇率，以鼓励日本出口。这套“道奇路线”确实遏制了通胀，但工业界却陷入了资金断流的境地。到1950年春，也就是这项通缩计划实施一年之后，日本看起来非但没有走向复苏，反而濒临更深的萧条。
正当SCAP这剂药看上去要把病人治死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隔海而起的这场悲剧，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好运。随着战争到来，美国军方的采购订单大量涌向日本工业企业——它们离前线近，极为便利。1951年至1953年间，战争采购总额约为20亿美元，约占日本全部出口的60%。〔15〕 日本领导人颇为不识趣地把这场战争庆祝成首相吉田茂所说的“天佑”，企业界则称之为“天降甘霖”。〔16〕 1949年至1951年间，日本出口几乎增长了两倍，工业产出增长近70%。自投降以来，企业第一次开始出现盈利，于是随即掀起新厂房和新设备投资热潮。国民生产总值也开始以两位数速度增长。日本的复苏，就这样启动了。
改革既已就绪，经济又开始回暖，而朝鲜战争还大量占用了美国的军事资源，华盛顿内部要求结束占领的压力于是与日俱增。占领结束得比许多人原先设想得更快；1945年时，美国一些高层官员还曾谈论过要占领日本二十年，甚至一百年。结果，正式占领时期总共不到七年。
美国的一些战时盟友并不愿如此仓促地签署和约，让占领过早结束。英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政府都希望实行严厉的和平条款，要求日本支付赔偿，并设置强有力的保障，以防日本军事力量复活。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主导下，美国在多个方向积极斡旋，力图尽快达成和解。它分别与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缔结防务协议，以安抚这些国家的疑惧。亚洲各国也被允许在这份条约之外，另行与日本协商双边赔偿协议。1951年9月，48个国家的代表齐聚旧金山，签署了结束与日本之间在法律上仍然存在的战争状态的和约。占领于1952年4月正式结束。
几个关键问题仍悬而未决。美国无限期保留对冲绳的控制，尽管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该岛属于本国。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大陆）都希望以唯一的中国政府身份签署和约，但两者都未被邀请参加和会，日本则被要求日后自行分别处理关系。苏联及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则中途退出了会议。它们尤其愤怒的是：占领结束后，大批美军仍将继续驻留日本。苏联也继续控制着北海道以北数个有争议的岛屿。
旧金山和约签署两小时后，美国与日本又批准了一份争议极大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该条约赋予美国在日本保留基地和驻军的权利。驻军的正式任务，是保卫日本免受攻击，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但从美国及许多亚洲国家的角度看，这些美军的功能，与其说是保护日本，不如说同样是为了牵制日本。安保条约在日本国内遭到强烈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左翼中有一部分人颇有道理地认为，它违背了日本的中立地位，也违背了宪法所宣示的不武装和平原则；他们担心，美军的存在会使日本成为美国敌人攻击的靶子。另一些左派，以及许多保守派人士，则同样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份条约与其说背弃了日本的中立，不如说背弃了它的主权。他们讥讽吉田首相接受的是一种“从属的独立”。事实上，吉田数年来一直相信：在“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秩序”中，允许美国驻军，并为日本争得一个安全而从属的位置，已经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最终，他如愿以偿。但这项被一些人称作“第二次不平等条约”的安排，在此后数十年里都将引发激烈的争论和政治斗争。
1945年，占领军来到日本时，决心对这个国家进行一次从根到枝的彻底改造。他们的确改变了很多；但到1952年美国人收拾行装离去时，帝国日本旧秩序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以及战时总动员塑造出的那套经过改造的秩序，依然保留了下来。
占领者原本想要摧毁财阀——他们把财阀视作军国主义的金主；他们原本想要瓦解官僚体系在教育和警察等关键领域所掌握的中央集权控制；他们原本还打算把陆海军中的军国主义者，以及在文官社会中支持他们的政治家、企业家乃至知识分子，永远逐出公共生活。
美国统治者在这些领域都确实做过尝试。但到20世纪50年代初，战前财阀的那些子公司已开始围绕银行重新组合，战前政党也存活了下来，再度支配国会与内阁，而文官官僚机构则依旧强势，甚至可能比从前更强。这些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延续下来的特征，正是某位历史学家所谓旧班底从战前、经由战时、再到战后的“贯通延续”（passage through）。〔17〕
然而，战后日本的相对稳定，并不只建立在旧班底权力的延续之上，尽管前文提到的种种跨越战前战后的连续性确实重要。战后秩序同样扎根于那些持久的重大变化：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土地改革、劳工改革，以及远远超出日本统治者本来自愿程度的妇女法律地位变更。这些变化让比以往更多的人都在体制中拥有了自己的利害关系。日本战后的稳定，远不是一种几乎没有变化的静止状态；恰恰相反，它正是大规模变革的结果。改革既加速了原本已在进行中的变化，又重新启动了新的斗争。政治与社会领域最终形成了一种近乎“等张”的稳定：重要的、甚至偶尔会爆炸的紧张，始终存在于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中心，但终究还是被容纳、被控制住了。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随着经济腾飞，由大企业、建制派政党和官僚机构构成的三位一体，建立起了异常持久的霸权。战后稳定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旧班底的“贯通延续”，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层重要的社会稳定：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通过教育，以及在工厂和办公室中的就业，在现存体制内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这正是改革留下的遗产。
注释
〔1〕 关于日本投降的更详细讨论，可参见约翰·W. 道尔《拥抱失败：战后日本》（纽约：W.W. 诺顿公司，1999年），第34—39页。投降诏书全文可参见罗伯特·J. C. 布托《日本的投降决定》（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4页。
〔2〕 这是西奥多·科恩一句极为贴切的话。科恩是SCAP的一名中层官员。他本来是在形容1946年日本内阁的姿态，但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天皇及其态度。见西奥多·科恩《重塑日本：美国占领如同新政》（纽约：自由出版社，1987年），第262页。
〔3〕 道尔：《拥抱失败》，第187—188页。
〔4〕 道尔：《拥抱失败》，第139—148页。
〔5〕 例如可参见《日本时报》1946年6月6日的报道〈为应对粮荒将采取严厉措施〉（“Drastic Steps Set to Fight Food Lack”）。
〔6〕 《川崎劳动史》编纂委员会编：《川崎劳动史》（川崎：出版社不详，1987年），第7—8页、410页。
〔7〕 科恩：《重塑日本》，第171、179页。
〔8〕 本段所引语句，见道尔：《拥抱失败》，第145、156页。
〔9〕 驻日盟国理事会成员国为：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远东委员会成员为：缅甸、加拿大、中国、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苏联、英国和美国。
〔10〕 最高司令官的行政机关也简称GHQ（General Headquarters，总司令部）。因此，占领当局常被称作SCAP、SCAP-GHQ，或干脆简称GHQ。
〔11〕 另有三人在审判期间死亡；而那两名仅被判“合谋发动战争”罪成立的被告，则分别被判七年和二十年有期徒刑。
〔12〕 关于麦克阿瑟在日本推动基督教传播，见雷·A. 摩尔〈对占领日本的反思〉，《亚洲研究学刊》第38卷第4期（1979年8月），第724、729页；理查德·芬恩《和平中的赢家：麦克阿瑟、吉田茂与战后日本》（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2—63页。
〔13〕 见道尔：《拥抱失败》。
〔14〕 引自布鲁斯·卡明斯〈世界体系中的日本〉，载安德鲁·戈登编《作为历史的战后日本》（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0页。
〔15〕 Thomas R. H. Havens，《越海之火：越南战争与日本，1965—1975》（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3页；Nippon Kōkan，《日本钢管四十年史》，第382页。【译注：原文此处书目信息有残缺。】
〔16〕 约翰·W. 道尔：《帝国及其余波：吉田茂与日本经验》（剑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1980年），第316页；Nippon Kōkan，《日本钢管四十年史》，第382页。
〔17〕 道尔：《帝国及其余波》，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