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革命〔译注：英文原文用 Meiji revolution，为保留作者强调其深层社会政治变动之意，此处译作“明治革命”；通常通行说法为“明治维新”。〕改造了日本的国内空间。铁路把乡村以前所未有的紧密方式，同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港口与都市中心连接起来。明治革命也改变了日本与世界的关系。到十九世纪末，日本已由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转而在亚洲占据主导性地位。它正谋求对朝鲜的控制，并已把台湾纳入殖民统治之下。它通过修订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与西方列强的正式平等地位，并在战略上成为英国的次要伙伴。它既吸纳也输出商品与人口：从朝鲜输入粮食，向中国销售纺织品，又同亚洲和美洲之间互派、互收男女劳工与留学生。生活在日本的人们，正把自己塑造成更广阔的东亚与全球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如日本国内的转型既有全球性的成因，也带来全球性的后果一样，日本走向帝国的冲动，也有其国内根源，并在国内产生了深刻影响。前几章所说的国家建构工程，在广大日本民众中激发出一种新的爱国主义。这种情绪壮大了政府对外更为强硬的议程。与此同时，国家建构也催生了要求参与和改革的呼声，而同样一批统治者却把这些呼声视为威胁，甚至是颠覆性的。他们于是推出一系列方案，意在稳固国内社会与政治秩序。他们还把帝国塑造成日本国民身份与团结的有力象征。〔1〕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帝国主义既反映了日本臣民与国家关系的变化，也进一步促成了这种变化。
走向帝国的轨迹
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日本海外活动最重要的焦点，是朝鲜半岛。1876年，日本以炮舰外交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该约开放三处港口与日本通商，并赋予日本人治外法权。无论过程还是结果，都与二十年前佩里准将对日本所采取的做法并无二致。日本商人利用这一打开的局面，大大扩张了对朝鲜的出口，主要方式是转售先进口到日本的欧洲制成品。
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从朝鲜大量输入大米与大豆。整个1870年代，朝鲜出口品约有九成流向日本。
1880年代，日本政府试图同朝鲜建立一种密切的政治关系，以取代朝鲜在延续数百年的朝贡体系中对中国所保持的亲密而依附的联系。它的目标，是在朝鲜扶植一个既不受中国也不受俄国左右、同时又对日本恭顺的政权。在明治领袖中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思想家山县有朋看来，朝鲜应当成为一道保护日本列岛“主权线”的缓冲性“利益线”。〔译注：对应近代日本政治语汇中的 zone of sovereignty 与 zone of advantage，通常译作“主权线”与“利益线”。〕
为确保这条“利益线”的一步举措，是日本于1881年派遣军事顾问，协助以改革见称的朝鲜国王高宗整顿其军队。高宗及其近臣，对日本正在展开的现代化工程印象深刻；然而，他们也面对一股强大的保守、排外反对力量。接下来的几年里，政治动荡使朝鲜更容易受外部势力摆布。日本政府、日本主流政治反对派成员，以及一些与政府有隐秘联系的日本政治冒险家和黑帮人物，都试图利用这一局面。1882年，反外势力发动政变，杀害了数名日本军事顾问并夺取政权。日本则以此为借口，迫使新政府支付赔款，并接受日本军队驻扎汉城（今首尔），名义上是为保护日本外交人员。
日本政府与民间人士都继续支持朝鲜的改革派“独立党”。当然，他们对“独立”的理解与日本人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既希望摆脱中国清廷的控制，也希望摆脱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外国势力。但他们确实希望得到日本援助，其中一些领袖还曾在日本接受教育并获得资助。对改革派的支持，使日本站到了仍维持对华亲近关系的朝鲜保守政府对立面，也使日本与中国统治者发生冲突。此时的中国，对朝鲜政治的干预，早已远远超出其旧有“宗主国”对朝贡国的传统角色。
1884年，改革派之一的金玉均在汉城发动政变，事先从日本公使馆那里秘密得到支持承诺。几年前，他曾在东京受福泽谕吉影响。福泽曾劝他推动民族主义，并沿着日本的路径使朝鲜现代化。金玉均的叛军刺杀保守派大臣，挟持朝鲜国王，但两千中国军队随后介入，镇压了这场政变。因愤怒于日本在幕后支持起事，大批朝鲜民众也加入反击。他们杀死了十名日本军事顾问和约三十名其他日本侨民。
日本报界和政治团体随即群情激愤，狂热地要求复仇。中日两国一度濒临战争。一些前自由党活动家甚至组织起私人武装，企图渡海赴朝，推动朝鲜“独立”。但对政府而言，流血惨重、经济上又代价巨大的西南战争犹在眼前，而大规模军备扩充才刚刚展开。明治统治者此时尚不愿贸然海外用兵，也不想放任民间冒险家失控。1885年的“大阪事件”中，日本警方挫败了一项秘密计划：有人试图率领民兵远征朝鲜。警方逮捕了关键策划者，其中包括民权运动人士大井宪太郎和著名女权倡导者福田英子。与此同时，政府在1885年又与中国达成妥协，签订“李—伊藤协定”（即《天津条约》），这也使国内反对派大感不满。伊藤博文与负责朝鲜事务的中国大臣李鸿章约定，双方都从朝鲜撤军；如有任何一方计划再度出兵，须预先通知对方。
1881至1885年间这一系列事件，奠定了后来二十五年日本在亚洲开拓殖民帝国时一再重复的模式。日本报界与政府的政治反对者，一面高举“亚洲团结”（泛亚主义）的言辞，鼓吹诸如朝鲜摆脱中国、亚洲与西方平等之类的事业；一面又敲锣打鼓地主张采取行动。他们所设想的亚洲团结，是由日本居于主导地位，既充任导师，又充任军事霸主。日本政府则一方面压制这些声音，不让他们失控；另一方面却并不否认其大方向，只是以更谨慎的方式朝相近方向推进。朝鲜始终是日本海外扩张的主要、但并非唯一的舞台。正是在这里，日本军人、外交官和民间“爱国者”与中国、俄国、英国（后者也试图在半岛建立据点），当然还有朝鲜人本身，发生了持续角力。而在朝鲜人中，许多人也发展出一种强烈的新民族主义，它同样拒绝中国、日本、俄国或任何外国的支配。
解释日本为何在这一时点加快推进的关键之一，是其持续建设强大军队的工程——既作为维持国内秩序的力量，也作为帝国扩张的工具。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政府大规模增加陆军与海军军备。与此同时，山县有朋还巩固了一套军事指挥制度，尽量使之不受民意与议会控制。他以德国为楷模，设立精英军官学校，并创立直接向天皇负责的参谋本部。这样的体制，使野战指挥系统在相当大程度上独立于首相，甚至独立于陆海军大臣。
短期看来，山县的制度安排造就了一支相对谨慎的军方指挥层。这些人抵制了民间更鲁莽的好战鼓噪者，只在有利形势下才在境外动武。但从长远看，正因为缺乏外部约束，军队日后才得以自行发动轻率的征服行动。
1885年《李—伊藤协定》订立之后，日本政府在朝鲜低调了将近十年。中国则通过在朝鲜宫廷驻扎“顾问”而掌握主导权，帮助朝鲜整顿军队和通信网络。与此同时，俄国外交官在宫廷中的影响力也日益上升，因为一些朝鲜人把俄国视为制衡中国过度权威的力量。英国因此一度占领了朝鲜外海的一座小岛；直到俄国承诺尊重朝鲜领土“完整”之后，英国才于1887年撤离。美国也加入了争夺朝鲜影响力的角逐。1886年至1890年代，几位美国人先后担任朝鲜王廷的外交顾问。
在列强从四面八方施压之下，朝鲜领导人拼命周旋，力图为自己争取一点喘息与自主的空间。但这一切终究无济于事。到1890年代初，长期酝酿的农民愤怒——既针对经济困境，也针对外国势力——终于爆发为大起义，即东学起义。1894年，这场起义直接把中日两国拖入一场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战争。
东学本是一个宗教运动，其信徒把自身贫困困苦的处境归咎于朝鲜统治精英和外国势力——尤其是日本人，也包括中国人。到1894年春，东学起义者已控制大片地区和一座重要的省城，于是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协助镇压。
清军的出动，恰恰给了日本政府一个久候已久的口实，1894—95年的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由此爆发。到这时，日本的军备建设已经使其海军实力大体可与中国相抗衡。山县有朋及其他高层领袖判断，争取朝鲜上风的时机已到。1894年6月，他们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向朝鲜派出八千军队，并要求与中国在管理朝鲜内政方面拥有同等发言权。中国拒绝后，日本于7月控制朝鲜王宫，逼迫朝鲜朝廷对中国宣战。
实际上，这场战争是中日之间的对决。战争主要由海战构成，到1895年4月，以日本的彻底胜利告终。在日本港口下关签订的和约中，日本清楚表明了它对朝鲜之外更广大“利益圈”的野心。它取得了台湾及附近岛屿的控制权，也获得了辽东半岛以及在南满修筑铁路的权利。台湾确实成了日本殖民地，但这并不是纸上一签就能了事。日本不得不出动六万大军，镇压台湾人对初期殖民统治的激烈反抗，日军有四千六百人死于战斗或疾病。南满铁路后来也确实成为日本在满洲扩张势力的基础；但1895年的“三国干涉”中，俄国联合法国和德国外交施压，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见第191页地图）。
甲午战争的结局，在世界各地和日本国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列强及其公众原本预期中国会取胜；战争之后，日本在西方眼中骤然威望大增，被视为非西方世界中现代化最成功的典范。1895年4月，《伦敦时报》援引查尔斯·贝雷斯福勋爵的话，便颇能体现西方对日本迅速崛起为全球强权时的惊异：
日本在短短四十年里，走过了种种行政发展的阶段，而英国大约用了八百年，罗马大约用了六百年；因此，我实在不愿断言，对这个国家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2〕
在国内，这场战争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自豪感，也使政府原本颇具争议的预算案在议会中得到有力支持。报界一片鼓噪，嘲笑中国人“披着女人衣服逃离战场”，并赞美日本这场战争代表着“文明”的正义。〔3〕 扩张主义所具有的凝聚效应，也让政府印象极深；事实上，政府之所以发动战争，部分也正是为了巩固国内支持。
这场战争不仅在政治上有利，在经济上同样收获巨大。作为和约的一部分，日本从中国获得了高达3.6亿日元的赔款，相当于战前年度国家预算的四倍半。其大部分（3亿日元）都被用于军事开支。另有一小部分则投入九州八幡现代化国营钢铁厂的建设。间接收益也十分可观。军需采购带动了武器制造等产业的发展；而由于赔款减轻了其他财政项目的压力，政府得以向航运和造船业提供巨额补贴。
与1890年代这场成功的帝国扩张并行的，是日本政府终于实现了长期以来念兹在兹的条约修订目标。在1880年代对列强重新缔约的努力失败之后（详见第6章），1890至1894年间，日本再度展开谈判。1894年7月，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周，日本与英国签订新约。条约规定，于1899年彻底废除治外法权；至于关税自主权，则并非立即完全收回——新约仍将日本对多数进口货征收的关税限制在15%或以下，直到1911年为止。与1880年代曾提出的修约方案不同的是，这一次新条约不再包含那个广受批评的过渡期，也不再要求外国法官坐在日本法庭之上。其他列强随后也纷纷跟进，签订了类似条约。
在宪法已经生效的情况下，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看重公众对新条约的支持。虽然宪法赋予天皇缔约之权，但也允许议会“就法律或其他事项向政府提出意见”。一项不得人心的条约，完全可能引发议会严重混乱，进而阻碍其他法案或预算的通过。
结果却是，在甲午战争的背景之下，报界和政党都热烈欢迎新条约，只有一点显著保留。旧条约固然赋予西方人特权，但也把外国人限制在少数居留地，也就是所谓通商口岸。外国人不准在日本内地居住或拥有财产。作为废除治外法权的交换，日本同意从1899年起取消这些限制，接受所谓“内地杂居”。这一变化一度引发恐慌，人们担心的不仅是外国式物质主义与男女平等会在国内不受约束地蔓延，甚至还有“外国昆虫将毒害国民”之类的荒诞说法。〔4〕
这场近乎歇斯底里的恐慌很快平息了。新条约与“内地杂居”顺利生效，并未出现什么乱子。“昆虫入侵”当然没有发生，不过资本主义与女权观念确实都留下了持久影响，只是前者远甚于后者。到了世纪之交，在日本民间与官方的想象中，西方制度与技术仍是力量之源，但西方及西方人本身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存在。1895年俄、法、德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更加深了这种看法。著名记者德富苏峰后来回忆说：
辽东归还一事，支配了我此后的一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在心理上几乎成了另一个人。说到底，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归根结底，不够强大，真诚与正义便毫无分量……日本的进步……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军事实力。〔5〕
尽管如此，世纪之交的另一股国际趋势，也让人看到日本或许能从更为和平的土壤中增长实力。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的海外贸易迅速扩张。1880至1913年间，日本进出口的实物量都增长了八倍，几乎每十年翻一番；这一增速是同期世界贸易整体增长率的两倍以上。
结果是，进出口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885年的约5%，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5%左右。〔6〕
日本得以通过输入原料和先进机械、输出制造品——尤其是纺织品——实现经济增长。
移民也是日本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国际因素。1880年代开始，日本商界领袖和撰述者便把移民视为一条出路：既能让贫困的日本人改善自身生活，也能通过把收入汇回国内使日本受益。起初，移民人数并不多。到1890年，生活在夏威夷的日本人不过五千人，在加利福尼亚的一千人左右，在朝鲜与中国的人数也大致相当。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移民潮迅速扩张，而日本政府也积极鼓励这一趋势。到1907年，夏威夷已有六万五千名日本人，美国本土则约有六万人。这些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农业劳工——寄回国内的款项，在那些年大约占日本全部外汇收入的3%。〔7〕 当时，一些有影响力的日本人把这种和平的移民与贸易看作武力殖民的替代方案。但更多的记者、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最终都把经济扩张与海外移民视为殖民帝国扩张的伙伴，而不是替代品；而这一殖民帝国，又必须有强大的军队为后盾。〔8〕
自1895年至20世纪初，朝鲜始终是日本最主要的战略关切。1895年的《马关条约》迫使中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家。日本本以为这样便能把中国挡在门外。它派顾问驻扎汉城，在朝鲜政府中推动仿效明治日本的改革，试图主导朝鲜政局。然而，朝鲜领导人并不满意日本的控制与改革方向，继续通过引入俄国来制衡日本。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俄国在朝鲜的地位逐渐可以与日本抗衡；它在满洲也与日本发生冲突，并于1898年攫取了辽东半岛。
日本领导人于是采取数项行动，以期重新夺回朝鲜控制权，并在亚洲巩固自己作为帝国主义强权的地位。1900—01年，日本派出一万军队赴中国，参加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多国联军；这是各国中单一国家所派出的最大兵力。这场运动中，义和团成员以所谓能刀枪不入的传统拳术和仪式，对北京和天津的外国人发动了数月暴力攻击。西方人因此称他们为“拳民”（Boxers）。但事实证明，义和团终究无法抵挡外国军队。事后，日本以与列强平起平坐的身份参加和会，并取得了在北京附近驻扎一支“维和部队”的权利。
义和团运动之后，日本与英国日益接近，而俄国则继续把军队留在满洲，并试图在撤军前从中国再榨取更多独占性让步。1902年，日本与英国以正式同盟的方式确认了这种合作关系。根据盟约，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若俄国再联合另一国进攻两国中任何一方，另一方便须出兵相助。这样的联合攻击并未发生。但无论如何，拥有台湾殖民地、在北京驻军、又与英国结盟的日本，已然跻身亚洲帝国主义列强之列。
接下来几年里，日本领导人最关心的，仍是巩固对朝鲜的霸权。伊藤博文尤其倾向于通过与俄国达成外交交易来解决问题：日本承认俄国在满洲的优先地位，以换取俄国在朝鲜退让。直到1903年，日本政府都以半心半意的态度同俄国谈判。实际上，日本并不愿意把满洲完全让给俄国，俄国也同样坚持保留其在朝鲜的存在。此外，政党、记者和一批主要知识分子——包括东京帝国大学若干著名教授——不断召开集会，愈来愈强硬地主张开战。这又进一步增强了日本谈判团队中鹰派的地位。当时的氛围，以及煽动好战的报界所扮演的角色，与1898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前夕颇为相似。到1904年2月，日本政府决定以武力确保其在朝鲜乃至满洲的地位，并向俄国宣战。于是，日俄战争爆发了——这是十年内日本围绕朝鲜问题发动的第二场大战。
从一开始，日军陆海军领导层就把这场战争视为一场冒险。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担忧并非多余：战果虽有辉煌，却并不纯然顺利。日本先是在朝鲜半岛一路北上至满洲，赢得一连串陆战；1905年1月，陆军又在历时半年的围攻后，攻下辽东半岛尽头的旅顺口；同年5月，海军在朝鲜近海全歼俄国舰队。然而，日本并未能彻底击溃俄军，自身在人命与物资上付出的代价也极高。日本军火渐见匮乏，财力也捉襟见肘。俄国方面同样有停战动机：他们担心战争继续下去，会激发国内革命运动。
1905年5月，日本元老秘密请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和约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谈判，并于1905年9月5日签署。由于军事形势并不明朗，这一和约也呈现出折中性质。日本接收了俄国在南满的铁路权益，以及俄国在满洲两处港口的租借权；它还取得了俄国对日本在朝鲜享有排他性权利的承认。但除去人口稀少的库页岛南半部领土外，日本并没有获得更大面积的土地，也没有得到任何赔款。这与十年前甲午战争后的收获形成鲜明反差，国内舆论因此极为失望。
尽管如此，日本此时已经明确掌控了朝鲜。事实上，朝鲜政府已由日本顾问操纵。日本陆军则通过“统监”机构接管朝鲜对外关系。1907年，日本进一步扩大统监权力，迫使朝鲜君主退位，并解散朝鲜军队。1910年，日本又正式吞并朝鲜，把它变成殖民地。直到1945年，由天皇任命的朝鲜总督府始终集军政、司法、立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
从日俄战争结束到吞并朝鲜这段时期，日本的国际关系依旧麻烦不断。朝鲜人与中国人都深切怨恨、并时常反抗日本的支配。美国在1890年代已崛起为太平洋海军强国，20世纪初美国国内对日本移民的敌意也迅速加剧。1907—08年，美国迫使日本接受所谓“绅士协定”，限制日本移民，只允许已在美日本人的近亲前往。此外，美国自1899年起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主张凡中国对外通商之港，各国都应享有平等进入权；这使美国与日本在满洲享有“特殊权利”的主张发生冲突。
但至少，日本在台湾和朝鲜的地位已不再面临国际挑战；朝鲜已经从一条“利益线”推进为“主权线”的组成部分，而其周围又被更广阔的“利益线”所包围。许多外国舆论用带有明显种族偏见的比较，对这些成就表示赞叹。著名英国社会主义者贝娅特丽斯·韦布在1911年访亚洲时写道，中国人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种族”；她对朝鲜人也表达了类似轻蔑。但谈到日本人时，她却说，他们“使我们的行政能力相形见绌，使我们的创造力相形见绌，使我们的领导才能相形见绌”。〔9〕
就这样，日本国家在国境之外获得了经济上的特权；它一步步侵蚀，最终剥夺了他人的政治自主。促使日本成为帝国主义强国的，有若干行动者与若干力量。第一，国学者与水户学传统等本土思想资源，同时拒斥以中国为中心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模式，主张日本作为神国，拥有一种特殊地位——“卓然高出于天下，统御万国”。〔10〕 明治日本的新统治者一方面想在亚洲确保日本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想把天皇树立为国内秩序的支柱，于是便借用了这类观念。那些鼓吹泛亚团结、主张由日本居首的好战报人、民众与冒险家，也同样受此激励。
第二，明治统治者接受了一套地缘政治逻辑：仿佛不是建立帝国，就是沦为附庸，中间并不存在任何道路。他们看见整个非西方世界正被西方强国切割为殖民地，于是认定日本若要保住独立，就只能效法帝国主义者。山县有朋由此提出了以“利益线”环绕“主权线”的战略视野。而在列强竞逐的世界里，这套学说本身就内含不断升级的逻辑。理论上，日本领导人本可通过推动与邻近国家和远方国家的贸易与移民，在不谋求帝国主义优势的前提下保障本国独立与繁荣；但没有任何领导人相信这条路行得通，而其他列强的行为，也几乎不给他们改变看法的理由。
第三，日本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尤其是在朝鲜，发展出相当可观的海外商业利益。自1880年代起，对朝鲜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增加。金融界领袖也深深押下注码。1878年，在大企业家涩泽荣一带领下，日本第一国立银行开始在朝鲜开设分行。此后，它远远成为朝鲜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兼具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职能，掌管关税、货币发行，并向商人提供贷款与保险。航运公司与铁路倡办者，也都是朝鲜经济中的重要角色。若与整个日本经济相比，这些活动的总量并不算巨大；但那些活跃于朝鲜的日本大商人，在日本国内都拥有显著政治影响力。他们尤其与伊藤博文关系密切。日俄战争后，伊藤出任朝鲜首任统监；1907年，他逼迫朝鲜国王退位，为后来的正式吞并铺平了道路。1909年，他被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刺杀。
军事支配与经济支配，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日本全部精英，以及那些意见强烈、言论活跃的公众，都把朝鲜乃至整个亚洲视为日本力量与威望扩张的前沿。因此，日本迈向帝国，可说是“被多重因素共同决定”的结果。也就是说，它同时受军事实力、竞争性的地缘政治、贸易与投资扩张，以及本土主义式的日本优越论等彼此相连的逻辑推动；而这些观念又被当时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思维进一步强化。
帝国、资本主义与国家建构的背景
从明治维新到1890年，文官官僚与军人一直以拥有主权的天皇之名实行统治。伊藤博文及其同僚在1889年制定《明治宪法》时，通过民选的帝国议会众议院，赋予日本人民有限的政治发言权；但他们原本期待，官僚和将领仍能在无需对广大民众承担重大责任的情况下继续统治。
事情并没有按他们设想的那样发展。从1890年代到20世纪初，日本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参与型、议会型政治潮流。它的支持者一方面承认、甚至拥抱天皇主权和日本在亚洲作为帝国主义强权的崛起；另一方面却尖锐挑战官僚与军方领导层。日本统治者在世纪之交打下的那些“锚”，并没能把人们完全系在他们所希望的位置上。
明治精英的三项彼此关联的现代化工程，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场出乎预料的政治动荡提供了背景：一是帝国扩张，二是工业革命，三是国家建构政策。
帝国主义之所以深刻影响国内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昂贵。自1896年起，政府不断加征新税，以维持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立足点。人们虽然赞成扩张的成果，却对这些负担表示抗议。帝国主义还以一种较为间接的方式影响了政治：甲午与日俄战争期间数量众多的游行和集会，使公共聚会获得了新的正当性。政府在为战争动员民众的同时，也无意中助长了一种观念：既然帝国的建立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与牺牲，那么人民的意志就应当在政治过程中得到尊重。
十九世纪末日本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又带来另一组同样具有政治意义的变化。尤其是在两次对外战争之间、也就是世纪之交前后那十年里，重工业开始扩张；其融资部分来自帝国扩张的收益，例如军需需求，以及甲午战争赔款对钢铁、造船业的补贴。工业化接着造就了一个不断壮大的工资劳动者阶层，其中既有熟练男工，也有女纺织工。这些人往往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城市，并在二十世纪初的政治风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再者，随着工商业扩张，新旧产业中的零售店、批发企业和小工厂都在增多。
这些小业主——其欧美对应群体通常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必须缴纳各种地方税和国税；但在议会政治最初的三十年里，他们缴税的数额却往往还不足以赋予他们选举权。“纳税而无代表权”这一点——对熟悉其他国家历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令他们极为愤怒。自1890年代直到1920年代，他们发起了数次相当有力的反税运动。
国家建构计划对政治的影响，同样极其深远。宪法设立民选议会这一事实本身，就向任何稍加留意的人传达了一个讯息：日本是一个臣民国家，而臣民除了承担义务之外，也拥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权利。对国家的义务，包括服兵役、受教育和纳税；男性所享有的权利，则包括选举权，以及对国家预算去向表达意见的权利。选举政治又推动了政党报刊、政党本身，以及民主政治制度中其他一整套实践的发展：演说会与集会、巡回演讲与示威。到1890年代，日本各大城市每年都要举行数百场合法、公开的政治集会。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即便只有少数男子享有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这一事实也意味着：日本社会中已经存在着一个在政治上活跃、而且有可能继续扩大的臣民群体。在二十世纪最初这些年里，几乎所有政治领袖以及大多数追随者，都是有财产、有教育的男性：地主、资本家，以及刚刚兴起的城市专业人士，如记者和律师。但日本那些原本囿于乡里、不问政治、常常贫困的普通民众——包括一些女性——也日益加入到政治集会和运动的行列之中。他们同样开始把自己视作国家的一员，准备就外交与内政发表意见。
帝国议会政治的动荡世界
由《明治宪法》创设的两院制帝国议会，拥有制定法律和批准政府年度预算的权力。自1890年第一次选举起，它立即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核心舞台。
1889年与宪法同时颁布的选举法，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限定在拥有相当财产的男性身上。众议院共设三百席，分配于257个选区（部分大选区可选出两名议员）。最初当选的议员多为地主，此外也有少数实业家、前官僚，以及记者、出版人、律师等城市专业人士。大约三分之一的众议员出身于旧武士阶层。
与之相对，贵族院并非民选。其成员由天皇自若干类别中任命，包括1885年设立的华族、皇族男性，以及全国最高额纳税人。另有少数人则因卓著的政绩或学术声望而奉敕任命。整个贵族院由极为保守的特权集团构成，其中包括高级前官僚、旧大名、部分德川家族成员，以及全国最富有的人。他们的存在，本就是为了压制众议院可能出现的自由化倾向。
议员们既表决由国务大臣提出的法案，也表决议员自行提出的法案；他们审议预算，也讨论许多其他事务。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是扩大选举权。自1897年底起，一些议员开始与报界活动家联手推动普选运动。1900年，政府把选民资格中的纳税门槛由每户15日元降至10日元。此举使选民人数翻了一番，由约占全国人口1%增至2%。
从1890年代最初几届国会开始，议员们也开始讨论社会问题。他们调查工厂工人的健康与劳动条件，并辩论是否应仿效欧洲制定保护性的“工厂法”。政府官员主张采取诸如限制妇女和儿童夜间劳动时间之类的措施；而与纺织业巨头及其他工业资本家关系密切的议员，则激烈反对这类立法。双方最终于1911年妥协，通过了一部相对软弱的《工厂法》。议员们也讨论外交问题。他们在日本对外扩张的战争期间一律拥护国旗，但在和平时期又同样一贯地对军费的高昂代价表示犹豫，并抵制扩大军队规模的提案。
不过，在议会政治早期，最突出的仍是地方性议题。税收及其用途无疑是最具争议的问题。众议院中的地主议员力促政府不要只依赖地税，议会遂于1896年通过新的“营业税”。这一税种按企业的雇员人数、房屋数量和营业收入递增征收。随着时间推移，地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与大资本家关系密切的议员，随即也不出意外地展开激烈运动，要求废除营业税。
围绕这些问题，国务大臣与民选议员同时也在争论：税收究竟该怎么花？应主要用于陆海军吗？还是应该投入港口整修、道路修筑等地方建设？如果是地方项目，那么应优先照顾哪些选区？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这些就是日本近代议会政治的日常内容。
前六届议会会议，开于1890年至1894年之间，争斗极其激烈。一方是政府：由天皇任命的内阁大臣，他们掌管着一个通过新设文官考试制度选拔的官僚体系。另一方，则是反对党议员，其成员主要由前自由民权运动活动家构成。在1890年7月的第一次选举中，他们分别组成自由党和改进党，两党合计获得171席，掌握多数。元老集团勉强拼凑出的亲政府势力则只有79席。反对派立即推动削减预算。作风强硬、不容商量的首相山县有朋本想压过他们，甚至解散议会；但为了让第一次会议得以平稳收场，他还是选择妥协，预算最终获得通过。
其后几届会议，一直到1894年，众议院自由党与改进党的议员同元老集团中的强硬派——尤其是山县有朋与松方正义（1891至1892年间任首相）——反复对抗。议员们一心要削减预算；元老们则根本看不上议会政治。他们试图抬出天皇的名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奏效，以逼迫政客支持政府立场。内务省负责监督选举，经常借助警察暴力与贿选来迫使选民支持政府候选人。（首相名单见附录A。）
1892年的第二次众议院选举尤其暴力。竟有二十五名选民丧命，数百人受伤。即便如此，反对党仍旧保持多数席位。在这一届及随后三届会议中，政府不得不依靠威胁、贿赂、以天皇名义发布训谕，以及解散议会等手段，来推动自己的议程。日本的议会政治，可谓一开始就走得跌跌撞撞。
这种对立政治开始转向更具合作性的妥协政治，始于甲午战争。议员们热烈支持战争，在伊藤担任首相的战时团结内阁期间，暂时搁置了与政府的政治斗争。与此同时，伊藤本人也开始支持一种合作型的政治策略：他愿意向议员提供官职，并让他们在资金分配上拥有发言权，以换取他们对政府预算的支持。
战后，这种合作气氛又一度退潮。尽管松方正义（1896年至1898年1月再次出任首相）任命政党领袖大隈重信为外相，但他并不愿向大隈所属政党让出其所期待的那么多利益，于是在遭遇不信任案后解散了议会。山县有朋于1898年至1900年再任首相时，也因为同样不愿与政党人士分享权力与利益，而使自己的内阁陷入失败。
1900年，伊藤博文最后一次出任首相。20世纪伊始，日本进入一个国家大臣与民选议员之间逐渐形成稳定妥协的时代。伊藤公开转向与议员合作、结盟的策略。1900年，他组织了新的政党“立宪政友会”（Rikken Seiyūkai，简称政友会）。政友会的核心力量，是板垣退助旧自由党的成员。伊藤于1901年辞去首相后，此后十二年间，首相之位在山县有朋的得力助手、长州出身的陆军大将桂太郎，与伊藤的亲信、西园寺公望这位主张自由主义的公卿之间轮流更替。桂太郎三度组阁（1901—06、1908—11、1912—13），西园寺两度组阁（1906—08、1911—12）。两人执政时都要与日益凝聚为众议院主导力量的政友会结盟。西园寺这样做，是出于理念上的认同：他相信，吸纳更多“有产而有识”之士进入政治，会给日本带来政治与社会稳定。桂太郎则对政党更为疑惧，他的合作多半只是出于权宜与现实需要。
这些年里，另一位真正重要的政治人物，是原敬——出身于旧武士家庭，家境优渥。〔11〕 从约1904年起，他实际上已是政友会的领袖。他多变的经历，恰能说明他善于经营人脉的本领：先是在政府短暂任职，后转入新闻界，并成为成功的报纸主编；1880年代又被延揽入外务省，1890年代初重返新闻界；1900年再进入政友会，担任书记长。1902年当选众议员，此后一直拥有议席直到去世。
原敬是所谓“妥协政治”的大师。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这是一种在幕后运作、借此扩大民选政治家与政党权力的政治。〔12〕 原敬以本党的预算支持为交换，索取两类政治利益。其一，是为党人争取政府职位，尤其是阁僚席位；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把道路、港口、学校、铁路等公共工程经费引入本党议员的选区。他把日本式“猪肉桶政治”——也就是以公共资源换取选举与议会支持——经营得炉火纯青，而这种做法此后一直延续下去。
其中一个关键交易发生在1904年底。原敬答应支持桂太郎的战时预算，条件是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将在下一届出任首相。桂太郎履行了承诺，而政友会也因此得以在1912年前的历届内阁中都安插本党成员。通过这种幕后斡旋，政友会本身变得更为紧密、更有官僚色彩，而官僚机构也日益带上党派性。当原敬这样的政党领袖担任内务大臣时，他会提拔那些宣誓效忠本党的内务省官僚，让他们出任更高的地方行政或警察职位。作为回报，这些人便会在地方与全国选举中采取偏向政友会的警务操作，从而使政友会在选举中获得巨大助力。
自1900年成立到1912年为止，政友会一直是帝国议会中唯一真正有效的政党。也就在这时，自1890年议会政治诞生以来最重大的政治对决爆发了。它发生在明治天皇于1912年7月去世之后几个月，他的儿子即位，是为大正天皇。这场从当年秋天展开的政治斗争，被恰当地称为“大正政治危机”〔译注：日本史中亦常称“大正政变”〕。
小说家夏目漱石在其1914年的名作《心》中，对天皇之死象征一个时代结束，留下了最著名的描写。小说主人公说：“我感到，明治时代的精神仿佛随着天皇开始，也随着天皇终结。”〔13〕 数以百万计的人共享这一感觉，认为这个现代化国家正站在一个转折点上。而当乃木希典将军及其夫人在天皇葬礼之日殉死时，这种印象又被强烈加深了。乃木因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被塑造成军事英雄，但他在日俄战争关键战役中的指挥其实十分灾难，徒然造成巨大伤亡。他的自尽看起来像是在为这一失败赎罪。报纸用醒目的头条，大肆渲染这一军人夫妇对其最高统帅——天皇——所作的最后忠诚表演。
随大正天皇登基而展开的这场重大政治斗争，也印证了人们关于“新时代已至”的感觉。危机于1912年11月爆发。首相西园寺长期受到陆军强大压力，要求为至少两个新师团拨款。这是1906年政府已原则批准的扩军计划之一部分。但西园寺想削减政府支出，因此拒绝提供这笔经费。随后，陆军大臣辞职，军方又拒绝提供继任人选（按照法律，陆军或海军大臣都必须由现役军官担任）。西园寺因此无法组阁，只得辞职。
当时，政友会不仅在议会中占多数，在民间也享有强大支持。报界与主要知识分子都把军方这种做法视作对“宪政”的侮辱。这里所谓“宪政”，是指一种尊重民选议员权力的政治体制。实业界虽未必像知识人那样出于理念支持，但他们同样赞成政友会削减政府开支的主张。当桂太郎接替西园寺出任首相，却拒绝向政友会作出任何让步时，所有反桂力量便联合起来，发动了一场声势异常浩大的“护宪运动”。他们发表宣言，举行数十场室内外集会，至1913年2月达到高潮。
桂太郎这边也很清楚，他必须在议会中拥有某种立足点。他以为可以吸引一些民族主义倾向较强的议员脱离政友会支持自己。然而，他在1912年12月成立“立宪同志会”时，只拉来了区区八十三名议员，政友会竟无一人倒戈。桂太郎面对的是：议会内的不信任案，和议会外被激怒的民众。他越发绝望，只得像此前的元老们一样，再次求助于天皇，促使天皇发布敕语，要求西园寺予以合作。
这时发生了一件颇不寻常的事。政友会成员看穿并戳破了桂太郎这套把戏，而议会外的示威也仍在继续。1913年2月5日，在日本议会短暂历史中最令人难忘的演说之一中，著名议会政治倡导者尾崎行雄宣称，桂太郎及其支持者：
总是高唱忠君，仿佛只有他们才懂得何谓忠于天皇、热爱国家；其实，他们不过是躲在御座之后，向政敌放冷箭罢了。难道他们不正是把皇位当作掩体，把敕语当作子弹，用来消灭自己的政敌吗？〔14〕
据说桂太郎听后“脸色煞白……那神情简直像是听到了死刑判决”。〔15〕
几天后，东京及其他城市爆发了大规模骚乱。2月10日，焦急的人群聚集在议会外，期待亲耳听到桂太郎即将辞职的消息。当传来消息说议会当天不开会时，人群立刻转为暴力。暴徒在东京捣毁了三十八个警察派出所，并袭击亲政府报纸。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或被捕。原敬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桂太郎]仍拒不辞职，我想将会发生一场几近革命的暴动。”〔16〕
桂太郎最终确实辞职。幸存的元老——山县有朋、松方正义和西园寺——请海军出身的山本权兵卫组建新内阁，前提是让政友会在其中占有席位。原敬此举令护宪运动的领袖们大失所望。他们原希望他坚持要求由政党完全掌握新内阁；但原敬却接受了三个内阁职位，其中包括他自己担任内务大臣，并争取到若干重要政策让步。山本同意修改原先使军方事实上拥有组阁否决权的规定，新规则允许不仅现役军官，连退役军人也可担任陆海军大臣。山本还把次官职位也变为政治任命，从而进一步打开政党影响官僚体系的通道。他还削减了预算，并压缩官僚机构规模。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明治天皇统治结束之际，日本政治已清楚显示：政治统治者不能再无视帝国议会民选代表的力量，而政友会尤其建立起了一套凝聚而有效的机制，用以控制议会多数席位。不过也应看到，虽然桂太郎在1913年的政治斗争中遭遇屈辱性失败，但他仓促建立的同志会并未就此消失，反而在此后逐渐壮大。这几个月的激荡，事实上奠定了持续到1930年代的两党竞争格局。
民众抗争的时代
大正政治危机中的骚乱，很能解释原敬为何接受了那种背离护宪派强硬期待的妥协。一方面，原敬坚持认为，地主与实业家理应通过诸如政友会这样的代表，在政治上拥有发言权；但另一方面，他同桂太郎、山县这样的官僚与军方对手一样，也极其害怕被唤醒、并且政治化了的大众。他不愿鼓励他们，更不愿鼓励那些试图领导他们的人。
这种恐惧并非杞人忧天。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不仅是议会及其议员赢得精英政治一席之地的时期，同时也是公共骚动频仍的年代。有学者把它称作“民众暴动的时代”。〔17〕 民众不安与新兴激进政治思想混合起来的前景，最终促使元老与政党政治家联手，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他们自身的特权地位。
除了1913年大正政治危机中的骚乱外，1905至1918年间，东京民众还有八次以暴力方式表达不满；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骚动。
第一次大规模骚乱发生于1905年。日俄战争后的和约，令大多数日本人大失所望。与十年前的甲午战争相比，这场战争的花费高出八倍。阵亡者达六万人，另有两万人死于疾病，是甲午战争死亡人数的四倍。政府和报界此前一直引导民众期待：日本将获得赔款和更多领土；但最终的和约两者都没有。
议员、知识分子、记者和广大民众都愤怒异常。议员们组织团体反对和约，并号召于1905年9月5日在东京中心的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警方禁止了这场集会，但人群仍旧聚集，聆听演说，随后四散而去，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天的大骚乱。全国多座城市也接连发生暴动。东京一度被报道为处于无政府状态。十七名骚乱者丧生，全市竟有七成警察派出所被毁。
对日本的官僚与军方统治者而言，日比谷骚乱是一件令人胆寒的事。民众通过行动和言辞都在表达：既然要他们为帝国掏钱、为帝国送命，那么他们在政治上的声音就应得到尊重。虽然他们热烈拥护帝国与天皇，却同时在谴责天皇的大臣们无视所谓“民意”。那些组织集会、领导骚乱的人，在演说中呼吁建立一种既尊重人民、也尊重天皇共同意志的政治体制。其中若干“共同意志”表现得尤为清楚：人们要求减税，要求在亚洲居于霸权，要求获得西方的尊重，也要求有自由集会、提出这些要求的权利。
有一段时间，议会中那些“有产有势”的人愿意鼓励这样的声音。
1912—13年的政治危机中如此，1913—14年间又是如此；他们明知集会之后可能引发骚乱，却仍愿意推动，因为一旦民众的怒气使元老集团信誉受损，他们自己便可从中得利。但这种联盟不过是权宜之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精英政治家们终于意识到：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自身特权这件事上，他们与官僚和军方其实利益一致，而这些利益正从多个方向受到威胁。
日本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便是他们认定的威胁之一。到1890年代后期，人们对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社会主义著作兴趣渐增。1901年，以安部矶雄、片山潜和幸德秋水为中心的一批人宣布成立社会民主党，但桂太郎内阁就在同一天取缔了这个政党。社会主义者并未就此停止活动，他们于1903年创办周刊《平民新闻》，除了报道劳动斗争外，更几乎成为反对日俄战争的唯一鲜明声音。
战后，这一小撮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愈加激进。1906年，他们领导了反对电车票价上涨的抗议，最终引发小规模骚乱。1908年，又有十六名社会主义者在一场悬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旗帜的集会上被捕。三年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极少数激进分子策划刺杀明治天皇。警方破获后，借机大规模逮捕更多社会主义者，其中十二人于1911年被处决，这就是后来所谓“大逆事件”。这一严酷且高调的处置，使左翼活动在数年内销声匿迹。
1911年被处决的阴谋者之一，是名叫管野须贺的女性。除了支持社会主义外，管野与几位生活方式同样非传统的女性，还在20世纪初开创了日本女权主义先河。和社会主义一样，她们的思想也令男性统治者既恐惧又憎恶。她们的重要刊物《世界妇人》创办于1907年，内容涉及日本妇女在矿山、纺织厂和娼馆中的劳动处境，也报道其他国家妇女争取选举权与和平运动的消息。
这些早期女权主义者中的大多数，是以母亲和妻子的立场提出诉求的。她们认为，这些特殊身份理应获得特别保护。就这一点而言，她们未必是在正面冲撞既有性别秩序。然而，她们确实在挑战国家要求丈夫与儿子以士兵身份献出生命的权利。政府把她们的活动定为“颠覆性”。《世界妇人》在长期警察骚扰下，于1909年被迫停刊。〔18〕 尽管如此，此后仍不断有人发出女权主义的声音。
女权主义者对女性劳动处境的关切，也指向了二十世纪初挑战精英权威的第三个领域：矿工和工厂工人——无论男女——越来越频繁地向雇主和企业主提出抗争。东京从1870至1896年间仅发生十五次劳资纠纷，但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即1897至1917年间，这类事件达151起。组织这些罢工的，既有纺织厂女工，也有煤矿、铜矿、兵工厂、船厂和机械制造厂的男工。她们和他们的诉求，往往与其说是为了工资，不如说是为了尊严和像样的伙食。例如，1908年，东京日本最大兵工厂的一群工人发起抗议。社会主义活动家片山潜曾在美国侨居，懂英语，并在英文报栏中这样描述此事：
政府兵工厂对待雇员极其残酷。休息时间里，他们若想去厕所，也得持许可票。每一百名工人只有四张票，因此有的人竟得等上五个小时……凡有一点小差错，至少罚去五小时工钱。若忘了自己的私人物品，便要罚十到二十小时工钱。如今，他们在吃饭时也只准喝热水……这种待遇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于是一万五千名工人集体向当局请愿，要求立即纠正，并策略性地以罢工作为威胁。〔19〕
这次事件最后并未真正演变成罢工，也没有实现诉求。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类抗争越来越有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罢工通常能持续数日而不是数小时，其爆发也往往经过更周密的事先筹划，并能把工厂里更大比例的劳动力卷入其中。
劳动抗争日益成熟的另一标志，是较为稳定的工会开始出现。1890年代，在一些具有前工业时代渊源的手工业行当里，例如造船木工，人们已经组织起有效的工会。此外，1880、1890年代某些重工业工人也曾断断续续试图建立工会，但这些努力（见第7章）到1900年前后都已失败。真正成功的工会化尝试始于1912年底。其创建者是铃木文治，一位基督徒，也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以英国更早出现的类似组织为模范，他在东京市中心一间教堂地下室，召集十三名工匠和工人，创办了一个微小的互助团体，名为“友爱会”。到1915年，他已建立起一个拥有一万五千名缴费会员的组织。友爱会在日本各大城市工业区的大厂小厂中都设有支部。
这一组织早年的温和气质，可以从成员中一位有文学抱负者平泽计七所写的一出戏里看出来。剧中，一位被同情地刻画的工人拒绝参加罢工；他这样谈论工人应如何争取尊严：
日本人的血性，并不适合高喊社会主义……日本人该把作为日本人的灵魂夺回来了。日本工人的敌人，不是政府，也不是资本家。日本工人不该只以工人的身份行动；我们应当以人的身份、以“国民”的身份来行动。〔20〕
也就是说，在平泽和铃木看来，只要劳动者以温和的态度、以同为日本人的身份向老板申诉，就有理由期待获得较好的对待。
因此，一套新的政治语言在20世纪初形成了。说这种语言的，既有有产的政治活动家，也有底层的抗议民众。它出现在议会和公共公园这样的新场所，也体现在选举、集会、骚乱和罢工这些新的行动形式之中。这套政治语言中的一个关键词，正如平泽剧作中所见，就是 kokumin。〔译注：kokumin 通常译作“国民”，字面义为“国家之民”。〕 到了20世纪初，这个词已经和“帝国”一样常见。它们都是日本民众运动的重要口号，推动政府开放政治过程，并以民众利益为念来施政。讽刺的是，“国民”和“帝国”这两套观念之所以在日本生根，恰恰是因为政府自1880年代以来推行的国家建构计划。明治日本的统治者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宪政秩序，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经济，又把日本引向亚洲帝国强权之路；也正因此，他们激发了那些挑战其政治垄断权力的运动。
“打造”民族主义
从世纪之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政治呈现出若干互相矛盾的趋势。统治者与民众都沉醉于帝国扩张的成就，以及与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结盟所带来的陶醉感；但官僚与军方统治者同时又对来自政党政治家、工人、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挑战感到忧虑。从世纪之交直到1910年代，尤其有三个机构——内务省、军队和文部省——作出回应，推出一系列措施，力图培育更强的民族主义，也培育对国家乃至一般权威更深的忠诚。
内务省自1890年代起，着手大规模重组地方政府体系。到日俄战争结束时，它已命令全国七万六千个小村落并成一万二千个较大的村庄。政府相信，村落数量减少，中央控制起来会更容易。出于同样理由，内务省又下令把十九万个神社——它们往往只是没有神职人员、由村民自行维持的小型祭祀地点——并合成一万二千个获得官方承认的神社，纳入1900年建立的国家管理神社网络。内务省还试图让男女都参加各种受中央控制的组织，例如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在国家统摄之下培育集体精神。1901年，内务省成立“爱国妇人会”，到日俄战争期间，会员已扩展到全国五十万人。战后，内务省又把原本分散于各地的“报德会”整合成全国网络，并给予官方支持。这些团体大都成立于明治初年，通常由希望改良技术、增进乡里合作的地主发起，以纪念德川时代著名农本思想家二宫尊德之精神。1907年，又成立了“妇人报德会”。〔21〕
军队方面，则于1910年创立“帝国在乡军人会”。其成员为志愿者，主要从通过征兵检定的青年男子中招募。到1918年，这一组织几乎已在日本每一个村庄设有支部，成员超过两百万人。创始者的初衷，固然是提高那些在紧急时刻可能被征召入伍的男子的军事准备程度；但他们也有一个更普遍的目标，即在动荡时代强化社会秩序。正如创始者之一田中义一将军在1913年所写：“如果我们着眼于未来，正确引导后备军人……我们就能把民众的思想趋向完全掌握在手中，使国家的基础更加稳固。”〔22〕
文部省也加入了这场强化民族主义与尊重权威的行动，于1907年把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两年。它还稳定了学校财政，并调整课程，更加强调民族主义和天皇。文部省同时提高教师地位，强调他们是国家的服务者，也是地方社会的社会与文化领袖。
政府深入地方社会以巩固秩序的最后一个例子，是文部省试图改造那些自德川时代以来几乎每个村庄都存在的传统青年团。这类团体原本男女分立，颇像大学校园里的兄弟会与姐妹会。成员通常在晚上聚在一起喝酒、唱歌或赌博；男青年团还会去追逐村里的姑娘。1910年前后的官方调查，已隐约流露出对这些团体纪律涣散乃至轻微越轨行为的不满。调查称，成员们“只要天稍微下点雨，就吵着要歇一天农活”；又称，“若有一人被捕，其余人便会帮助他逃脱”。官员还痛斥节庆时存在“从半夜跳舞到天明，甚至在节日前两三天便已如此；还强迫村中年轻女子加入，甚至动手把她们拖去跳舞”的“淫荡舞会”。〔23〕
于是，在日俄战争后的几年中，文部省试图以由国家正式赞助、登记在册的村级青年团，取代这些旧有团体。这项计划在精神上，与英国同时期创建童子军的努力颇为相似，只不过英国是民间发起，而日本则是国家推动的改革。新青年团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传递政府信息。它们由村长和校长领导，组织节庆、体育活动，以及关于良好公民德性的讲座。
因此，在二十世纪初，这一整套政府运动——通过地方精英来贯彻实施——其目标都是巩固社会秩序，并把这种秩序同中央政府联结起来。它们试图把人们的忠诚，从村落层面那些独立的社会团体身上转移开，改而系于由国家控制的村镇级组织之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从理论上说，日本民众与国家之间已建立起多重纽带：在在乡军人会中，是尽忠的士兵；在妇女团体中，是顺从的妻女；在报德会或信用合作社中，是恭敬的佃农；在乡村神社周围，是虔诚的村民；在青年团里，则是勤勉的学生。
夏目漱石在1914年以辛辣笔调讽刺这些努力，说鼓吹日本人“为国家吃饭，为国家洗脸，为国家上厕所”，实在令人“恐怖”。〔24〕 但人与国家之间这些联结，并不总是十分牢固。官方报告屡屡抱怨民众态度冷淡、不买账。文部省1915年调查青年时，惊觉只有20%的人能说出神道中的天照大神；只有30%的人知道靖国神社。对许多政府人士而言，农村青年所向往的刺激和榜样，似乎都在城市，而不在乡村。正因为国家视野之外的各种民间活动依然活跃，才更清楚地表明：这些旨在塑造并协调国民忠诚的新举措，其实际效果终究有限。
尽管如此，明治晚年这些运动也确实建立起一批以新的热情传播民族主义与爱国理想的组织。它们强化了一种正统的“日本人之所以为日本人”的观念。这种观念以一套层层套叠的忠诚关系为中心：青年服从长者，女性服从男性，佃农服从地主，工人服从老板，士兵与臣民服从天皇与国家。人们当然并非毫无回旋余地，有时甚至还能挑战这套体系；但帝国日本的政治秩序，也始终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
注释
〔1〕 关于这一问题一则颇有意思的讨论，见 David Howell, “Visions of the Future in Meiji Japan,” 收于 Merle Goldman 与 Andrew Gordon 编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East Asi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The Times，1895年4月20日，第7版。
〔3〕 参见 Carol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135—136页。
〔4〕 引自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第137页。
〔5〕 引自 Howell, “Visions of the Future,” 第117页。
〔6〕 见 William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6章。
〔7〕 已知仅来自夏威夷的侨汇，就相当于日本出口额的1.6%。若再假定有一部分侨汇未被政府统计掌握，而来自美国本土移民的汇款数额与之大致相当，那么总额就会超过3%。见 Suzuki Jōji, Nihonjin dekasegi imin（Tokyo: Heibonsha, 1992），第67页。
〔8〕 见 Akira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ism, 1897–191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第5章。
〔9〕 引自 J. M. Winter, “The Webbs and the non-White World: A Case of Socialist Raci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74年1月），第9卷第1期，第181—192页。
〔10〕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Anti-Foreignism and Western Learning in Early-Modern Japan: The New Theses of 1825（Cambridge: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6），第149页。
〔11〕 原敬的名字既可读作“Takashi”，也可读作“Kei”。他直到1914年才正式出任政友会总裁，但自1904年起便已是该党在议会中的实际领袖，而西园寺只是名义上的党首。
〔12〕 Tetsuo Najita, Hara Kei and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3〕 Natsume Soseki, Kokoro（New York: Regnery, 1957），第245页。
〔14〕 引自 Tetsuo Najita, Hara Kei in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第147页。
〔15〕 Tetsuo Najita, Hara Kei in the Politics of Compromise，转引 Abe Shinnosuke 的记述。
〔16〕 引自 Andrew Gordon,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 in Prewar Japa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第106—107页。
〔17〕 Miyachi Masato, Nichiro sengo seijishi kenkyū（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226页。
〔18〕 Vera Mackie, Creating Socialist Women in Japan: Gender, Labour and Activism, 1900–1937（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60—62页。
〔19〕 Shakai shinbun，1908年3月8日，第4页，转引自 Gordon, Labor and Imperial Democracy，第74—75页。
〔20〕 引自 Matsumoto Gappei, Nihon shakaishugi engeki shi（Tokyo: Chikuma shobō, 1975），第406页。
〔21〕 Sharon Nolte and Sally Hastings, “The Meiji State’s Policy toward Women,” 收于 Gail Bernstein 编 Recreating Japanese Women（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第163—164页。
〔22〕 引自 Richard Smethurst, 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 The Arm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第vii页。
〔23〕 Miyachi Masato, Nichiro sengo seijishi kenkyū（Tokyo: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24页。
〔24〕 引自 “My Individualism” 一文，这是夏目漱石于1914年11月25日所作演讲，见 Natsume Soseki, Kokoro: A Novel and Selected Essays（Lanham, Md.: Madison Books, 1992），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