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三十年间，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日本经济便崛起为亚洲的一支强劲力量。人们称它为“亚洲工场”——这句陈词一直流传到20世纪很晚的时候。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纺织业已经主宰国内市场；在中国和印度，它们也开始成功地与英国商号分庭抗礼。日本船运业者则与欧洲商人竞争，把这些货物一路运往欧洲。
若从长时段来看，明治日本的经济起飞无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无论是把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把日本19世纪60年代的生活水准与数十年后的状况相比，都是如此。然而，工业革命在当时给日本许多人带来的直接冲击，却是灾难性的。受害尤深的，尤其是两个庞大而又彼此重叠的群体：小规模的家庭农民，以及年轻的女工。大批农民被放债人夺走土地，数十万十几岁的少女则在纺纱厂、织布棚、火柴厂，以及新日本不断扩张的娼业中，体验到劳作的艰辛。
对于这些年代的文化转型，也只能作出一种褒贬并存的判断。日本作家和艺术家接受了从小说到油画等种种新形式，而从诗歌创作到文乐净琉璃吟唱等较早的传统，也依然活力不减。可是，到19世纪80、90年代，人们日益强烈地感到：在这场一味面向西方的现代化狂飙中，某些东西正在失落。正是这种不安，促使知识分子即兴般地重新发明出关于日本“传统”的新概念。它也与国家官员对于社会失序和政治挑战的恐惧连在一起。对此，他们的回应，是对个人思想与行为施加压制性的限制。
地主与佃农
农业社会在明治日本的经济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它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粮食、税收以及出口收入。
1880年至1900年间，日本人口由约3500万增至4500万。与此同时，农村农业人口却略有下降。数百万人从村庄迁往城镇，或从城镇迁往大城市；他们也从农业转入商业与制造业。若无粮食进口，或无国内产量增加，这样的人口变动几乎势必引发人口危机。直到大约1920年，日本农民一直靠提高产量来支撑不断增长的人口。农业生产率之所以稳步上升，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原先只见于最先进地区的高效耕作方式，逐渐扩散到更广大的地区；其二，新的作物、新的种子以及更多的肥料开始投入使用。至于土地生产率究竟提高了多少，学界至今仍有争议。关于年均产量增幅的估计，从1%到3%不等。〔1〕 即便较低的估计更接近事实，这种生产率增长也已相当可观，而且至关重要。它既养活了不断增加的人口，也使国家得以把稀缺的外汇留给工业和军事技术的进口，而不是用于购买粮食。
事实上，农业部门还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支撑了各种现代化事业。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地税约占政府收入的80%。到90年代初，这一比例降至大约60%，因为政府开始对消费品征收新税，包括酱油、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以及糖和清酒这类几乎也算必需品的商品。但即便如此，农业土地税仍然提供了政府收入中的大头。
与此同时，农民还通过茶叶和丝类产品出口，为国家挣得了宝贵的外汇。1868年，欧洲暴发蚕病，这为家庭农场在小蚕室里饲养的蚕茧打开了繁荣的出口市场。等到欧洲的蚕病结束后，出口重点又转向了丝线。1868年至1893年间，日本生丝产量几乎增长了五倍，从230万磅增至1020万磅。其大部分都销往海外。在这25年间，丝类产品占日本全部出口收入的42%。
农业还通过“输出人口”产生了另一重间接的经济影响。到了世纪之交，继茶叶与丝绸之后，日本第三大外汇来源，便是前往夏威夷、加利福尼亚或拉丁美洲谋生的移民劳工寄回家乡村落的汇款。
丝线往往是在乡村的小工厂里纺制和织造的。工厂的主人和经营者，正是农村企业家精英的一部分。农业社会上层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投资办厂、经营企业、缴纳大量税款，还把子女送去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他们受过教育的儿子，后来大多进入企业、政界或官僚机构的领导层。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因为高利贷而没收贫困邻人的土地，也会雇用这些农家之女，让她们在纺纱和织造车间里每天劳作十四个小时。这些地主所参与的，正是经济政策及其社会后果这一更大历史的一部分。
镇压萨摩叛乱（即西南战争）的巨额开支，再加上为建设经济与军队而进行的种种昂贵工程，使明治政府在1878年面临严重财政短缺。它最初的应对办法，是印钞。结果便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骤然加剧。这反而使财政赤字更加恶化，因为税收是按土地估价征收的，而土地估价并不会随着通胀自动上升。税收的实际价值于是下降。日本农民则一度因此受益。
1881年，财政大臣松方正义——这位19世纪60年代萨摩出身的维新活动家幸存者、也是最重要的明治领袖之一——推行了一套严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为了遏止通货膨胀，他大幅削减国家开支。到1880年时，政府其实已经辞退了19世纪70年代所雇用的大部分外国顾问；而现在，它又把这些顾问帮助建立、却无利可图的官营企业出售掉。松方还关闭了那批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大量印制廉价纸币的印钞机，并恢复银本位货币，以此收缩货币供给。
其结果，便是后来所谓19世纪80年代初的“松方紧缩”。到1884年，农产品价格暴跌，多者甚至跌去50%。为了活下去，小土地所有者只得再向放债人借贷，而这些放债人往往就是附近的富裕地主。成千上万的人因此违约，失去田地。对此的一种回应，便是在秩父等地爆发的叛乱浪潮，它们由所谓“债民党”或“贫农党”之类组织领导。
这场大紧缩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土地所有权的剧烈转移。与农业产量增长一样，佃农人数究竟增加了多少，学界同样仍有争议。一种较为保守的估计认为，由佃农耕种的农业土地比例，从19世纪70年代末的30%上升到80年代末的40%。即使按这一估计来算，十年之间，日本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可耕地易手。这个带有“震荡疗法”性质的金融方案，确实在19世纪80年代末稳定了日本经济；但对数百万人来说，它也是一场毁灭性的经历。
工业革命
到19世纪80年代初，明治国家已开始为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铺设基础设施。此后二十年里，它继续夯实经济的地基：修筑铁路，制定新的商法典，建立为工业提供长期信贷的专门银行。然而，在整个80年代剩余的岁月里，私人投资者人数并不多，想靠制造业盈利也始终举步维艰。接着，在横跨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日本工业经济突然起飞。制造业产出年均增长5%。这明显高于全球3.5%的年平均增速。日本的工业增长甚至超过了同样繁荣的美国：1895年至1915年间，美国制造业规模翻了一番；而日本则增长了2.5倍。
引领工业化的是纺织业。从19世纪90年代到1913年，生丝产量增长了四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其中四分之三的丝线已由机器缫制，而早些时候大多还是手工缫制。此外，大约四分之三的生丝产量每年都用于出口。棉纱的产量也以类似速度增长。机械化生产同样取代了手工纺纱。而棉纱产量中，大约有一半被出口，主要销往中国和朝鲜。
煤矿与金属矿业，是日本早期工业时代的第二个支柱部门。1876年至1896年，日本矿产品产量增长了700%。继纺织厂之后，矿山是全国最大的工资劳动雇主之一。九州和北海道煤田所产煤炭，大约有一半为日本工厂提供燃料，其余大部分则供应停靠日本港口的蒸汽船。此外，到20世纪初，足尾铜矿及其冶炼厂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铜生产中心之一。
一场运输革命支撑了这些新兴产业。到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铁路里程已超过1000英里；到1900年，总里程则超过3400英里。对于一个多山的国家而言，修建这套铁路系统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壮举。而铁路系统又通过降低原料运往工厂的运输成本，以及降低制成品输往国内市场和出口港口的成本，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纺织业和煤矿业。
迅速工业化也带来了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上的重要创新。19世纪80年代后期，私人铁路投资热潮引发了更广泛的“民间公司热”。1886年至1892年间，私人投资者新设了14家铁路公司。私人铁路的总长度，是官营铁路的两倍多。这股投资狂热又扩展到纺织、采矿以及其他领域。当1890年的“企业狂热”最终酿成日本第一次现代金融危机时，不少投资者也从中惨痛地学会了如何组织股份公司、如何参与股票市场。股市崩盘，许多构想粗疏、靠投机维持的企业纷纷倒闭。但这场热潮也留下了持久影响：多数新建铁路公司本身都是稳健的事业；它们连同一批其他新企业，熬过了1890年的恐慌，并成长为私营经济中的领军者。
日本新兴资本主义最鲜明的特征，是后来被称为“财阀”（zaibatsu）的垄断集团所扮演的核心角色。[译注：“财阀”在此指由家族控制、横跨金融与实业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其中若干财阀——尤其是三井和住友——可以追溯到德川时代的商家。另一些，包括著名的三菱财阀，则是明治时期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所创。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真正让这些企业联合体以现代形态凝聚起来的，是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们的创始人利用与政府长期建立的密切联系，以及关键产业之间彼此增益的关系，打造出自己的商业帝国。以三井家族为例：自17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就在京都和江户经营绸缎零售；直到幕府末年，他们还是幕府的放债人。到了19世纪60年代，三井的总经理也与反幕势力建立了联系。1868年以后，三井便借助这些关系继续扩张。它承接了新政府一部分税收征解业务，并以此为基础，于1876年设立三井银行。同年，它又创办了一家综合商社。不久之后，时任工部卿的伊藤博文给三井物产一份独家合同，委托其销售官营三池煤矿的煤炭。正如伊藤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会卡得太紧。你们可以按成本价拿煤，马上就干起来。”〔2〕 三井由此获利极丰。1888年，它索性把这座煤矿买了下来，虽说向政府支付了相当可观的价款。它还把相当数量的煤炭卖给英国轮船，而这些商业联系又帮助三井物产先后在上海、香港和伦敦设立分店。到了19世纪80年代，银行、矿业与贸易这组三位一体的动力结构，已经成形。到了下一个十年，三井又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张，用利润收购或创办了工程制造（芝浦）、棉纺（钟渊）、纸浆（王子）等公司，以及众多其他企业。
其他财阀——只是侧重点略有不同，例如三菱更看重航运，继而是造船和铁路——也在19世纪80至90年代以类似方式发展起来。虽然创建家族始终掌握着各财阀体系的财务控制权，但从一开始，他们便避免了任人唯亲所带来的拖累。家族所有者招募家族之外有才干的青年人，并把重要的经营管理职责委托给他们。在现代工业发展的相对早期，这种做法就已经把日本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明显区分开来。
为什么这类高度集中的财阀会在日本如此举足轻重？答案的一部分，当然在于：所有资本主义经济体都具有走向集中化的内在动能。只要看看美国那些横跨铁路、钢铁、石油、烟草和金融领域的巨头——范德比尔特、卡内基、洛克菲勒、杜克、摩根——就能明白，强大的垄断并非日本独有。但日本财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的触角极广：它们并不限于某一产业，甚至不限于金融或制造这样的单一领域。每一家财阀都横跨贸易、航运、金融、采矿，以及各种工厂生产的整个范围。因此，若只是诉诸资本主义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因素，仍不足以解释它们的兴起。
一种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将财阀——以及19世纪末德国那类以银行为中心的垄断集团，或俄国的国营企业——之所以占据支配地位，与日本、德国、俄国工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联系起来。按这种观点，后发国家若想迅速追赶并参与国际竞争，便只能快速动员稀缺的资本、熟练劳动力与技术，投向新的工业事业；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大型组织。有些后发国家里，这一动员角色由国家来承担；另一些国家——例如日本——则是由政府项目与庞大的私营联合体共同承担。〔3〕
这种“后发发展”的逻辑，有助于解释财阀为什么会出现。但它还不足以充分说明明治时代日本资本主义何以能取得那样惊人的表现——这种表现，在西方之外确实前所未有。德川时代留下的经济与人口遗产，是原因之一。在明治改革之前很久，日本社会便已具备相当普遍、可转用于现代工业的企业经营和制造技能，也已有成熟的商业金融网络与沿海运输体系。再者，人口增长缓慢，也使农业收入得以转移到新领域。
在这一基础之上，日本生产者能够利用一支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队伍，也是整个故事中的关键一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工业日益机械化。尽管如此，劳动生产率——也就是一名普通工人所创造的商品或服务的货币价值——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经济体的工人产出水平。既然工人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日本经济若要在国际竞争中立足，唯一的办法，便是让工人的工资也相对偏低。
事实的确如此。以相对低廉的工资雇用相对低产出的工人，正是这一时期日本制造商表现强劲的关键所在。
国家的积极干预，是另一项重要因素。19世纪70至80年代，国家修筑经济基础设施，并为早期财阀提供了立足之基。其后几年，国家又主动推动——甚至可以说，是让——资本密集型、高技术产业得以发展。这恰恰是日本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比如，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日本铁路公司还要从西方进口机车和钢轨，因为日本自己的炼铁企业和工程制造企业不是尚未出现，就是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到了20世纪初，政府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采取了关键措施，改变了这一局面。在供给端，它于1896年用国库资金创办八幡制铁所。国家资金还被用来补贴航运业，以及机械制造、工程制造和造船等领域的民营厂商。在需求端，政府于1906年将几乎所有城际铁路收归国有，并利用对铁路系统的控制，把机车和钢轨订单转向日本国内生产者；与此同时，还对竞争性进口产品征收关税。〔4〕 这一整套措施共同作用，扶植出原本在当时、或原本在那样的规模上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民营重工业。
最后，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还与私营部门中显著的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相辅相成。许多年轻人怀着致富的梦想，找到资助者将他们送往海外，在欧洲或美国的纺织厂、纸厂、工程作坊等地学徒。回国之后，他们掌管工厂，或进入不断扩张的财阀高层。多家工程制造和造船企业争夺政府的铁路或海军采购订单。一些民营钢铁企业从八幡制铁所分化出来，再与之竞争。20世纪初，关税确实为这些新兴日本企业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进口保护；但国内竞争者的存在，又迫使它们不断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
日本的经济增长，因而依赖于国家与私人主动性之间的一种动态结合。与此相平行，日本工商精英的伦理，也把“为国服务”的理想与“追求个人财富”的驱力揉合在一起。日本资本家和国家官僚一样，并不单纯崇拜市场自身的创造力；他们也不把毫无限制的逐利吹捧为最大的社会福祉。相反，他们借用儒家语言，提出了一种可称为“无私求利”的哲学。
涩泽荣一尤其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他是明治时代最重要的金融家与实业家。作为精力充沛的企业家，他把股份公司的概念引入日本；他创办了日本最早一批成功的大型纺织厂、纸浆厂和私人银行。涩泽提倡自立，但他也坚决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国家与社会可以通过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而取得最快进步”。他反驳说：“我不能支持这种理论……人们固然都希望跻身富贵显荣之列，但若以利己的方式去求取，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宁便会遭到破坏。”一位持相近观点的明治时期商人则说：“商业成功的秘诀，在于下定决心，不仅为自己，也为社会、为人类、为国家的未来而工作；哪怕因此必须牺牲自己。”〔5〕
劳动力与劳动条件
这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公开宣言，很可能反映了不少企业领袖的真诚信念。然而，“为了国家发展工业”的目标，很少真正转化为对劳动者的宽厚待遇。尤其沉重的代价，落在了女性劳动者身上——她们往往正是那些在松方紧缩中受害的农家之女。
到1911年，政府统计显示，在雇员达到10人及以上的工厂和矿山里劳动的人数，略低于80万。其中约有47.5万人在纺织厂工作，包括棉纺、缫丝和织布业。纺织工人中，女性占了五分之四以上。她们通常被要求住在公司宿舍里，而宿舍夜里还会上锁。偶尔一旦失火，这种宿舍就会真正变成死亡陷阱。那个时代的上层社会普遍相信女人是娇弱的生物，但这种观念对纺织女工的待遇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她们每天劳动十二到十四小时，甚至更久；相比之下，机械制造等行业的男性工人平均每天约劳动十二小时。她们的工资，仅为同行业男性工资的50%到70%，若与重工业男性平均工资相比，则只有30%到50%。工资发放，取决于产量和质量竞赛的结果。纪律严苛，有时甚至带有任意性。男监工的性骚扰虽然难以用精确数字加以证明，却始终是这些女工歌谣中的一个恒常主题。
此外，通风不良的工厂还是疾病的温床，尤其是结核病。
这种病堪称那个时代的“艾滋病”：使人衰弱、无法治愈，最终致命。江户时代，这种病虽长期存在，但范围有限；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它却演变成了一场严重的流行病。当时人们对传播途径所知甚少。在工厂染病的女工会被送回家“休养”，然后死去；她们又把瘟疫带回故乡村落。
不去纺织厂工作，并不意味着就能过上清闲日子。那些留在农村家庭中的女子，必须分担同样辛苦、甚至更为繁重的农活。许多纺织女工的回忆录，其判断其实是复杂而矛盾的。她们固然描绘出一个因严酷纪律和惩罚性计件工资而充满痛苦的世界，却也会回忆起同工之间愉快的友情、能吃饱的日子，以及比在乡下更好的饭食。她们的工资与男性相比虽然很低，但与女性的多数替代性工作相比，却已算较高，比如在家庭农场里的无偿劳动，或替制造业承包商做居家计件活。
有一种工作给年轻女子的报酬比纺织业更高，那就是卖淫。继纺织业之后，性产业是19世纪末女性人数最多的雇主。
卖淫在当时是合法的。妓院由国家发照并加以管理，当然也有不少无照营业者。世纪之交时，日本约有5万名持照妓女，比棉纺厂的6万名女工略少一些（虽然仍少于缫丝业人数，更远少于织布业）。若说这份工作报酬较高，那么它在健康、尊严和自由上的代价也同样高昂。家庭往往先收下一笔可观的预付款，把十几岁的女孩“卖”给妓院；在还清这笔预付款之前，她不能离开，而这通常要花上三到五年。
要了解早期工业时代的女性劳动者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并不容易。她们大多只受过小学教育，没有留下大量回忆文字。直到近几十年，她们也并未被视为历史书写中的重要主体。但从社会改革者、记者和政府调查员的记述中，还是能找到一些线索。毫不意外，工厂劳动的统计调查表明，许多女性对恶劣处境的反应，就是辞工。年流动率超过工人总数100%的情形相当常见。1902年出版的一份著名政府调查《工人状况》，利用日本最大的钟渊棉纺厂数据，就为此提供了惊人的数字证据。1900年年初，这家公司雇有4500名女工。尽管到年末它把女工人数缩减到约3500人，但由于流失极其严重，公司在这一年里仍不得不另招4762名新工人。整整有4846名女工“逃跑或出走”，692人被解雇，255人因病离职，31人（接近1%）死亡。〔6〕
这些工人有时也会以集体行动进行抗争。1897年至1907年间，纺织工人在大大小小的纺纱厂和织布棚中发动了32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或改善劳动条件。多数行动只持续一两天，甚至只有几个小时，而且鲜有成功。女工住在严密监控的公司宿舍里，这使她们很难组织抗议，也很难同厂墙之外的社会活动家建立联系。一旦她们抗议，通常就会被开除，除了回乡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纺织女工即兴编唱的歌谣，被观察者记录了下来。它们折射出造成高离职率与罢工的那种心态。歌里既有愤怒与绝望，也有对更好生活的梦想，还有对自己为日本国民收入和国家力量作出贡献的自豪感。后者，正是厂方监工和招工人天天灌输给她们的讯息。她们翻山越岭、结队走向工厂时，缫丝女工学会了这样一首“官方歌曲”：
生丝啊，
缫吧，缫吧，把丝缫出来。
丝线，是帝国的珍宝！
出口价值过亿日元，
还有什么比丝线更好？
女工们啊，
我们是和平的士兵。
女人的服务，
既为帝国争光，
也为自己争光。艰难困苦固然有，
可那又算得了什么？
而女工们自己即兴唱的歌，却是另一回事：
若说女文员是一株杨柳，
女诗人是一朵紫罗兰，
女教师是一枝兰花，
那工厂女工就只是一只菜葫芦。
又或者：
但愿宿舍被洪水冲走，
工厂被一把火烧光，
守门人得霍乱死掉。
清晨六点，我挂上一张恶鬼的脸，
傍晚六点，又换上一张笑脸。
真想长出翅膀，从这里逃走，
一直飞到那遥远的彼岸。〔7〕
日本早期工业时代也形成了由熟练男性工人构成的社群，尽管他们的人数少于工厂中的女性劳动者。到1902年，大约有3.3万名男子在造船、机械及机床行业、铁路公司工作。另有4万人在矿山和金属精炼厂劳动——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女性煤矿工人。此外，还有约10万名男子分散在各种不同的工业场所从事劳动。
这些男子一方面对自身处境感到屈辱，甚至厌弃自我，另一方面又怀有自豪、强硬和自助的精神。他们流动性极大。与二战后广为人知的“终身雇佣”工人不同，早期工业日本的男性工人相信：若想成为名副其实的熟练工，就必须在多家工厂辗转，学习多样技能，以此获得提升。这些男子离职之快，并不逊于纺织女工。只是女工往往是逃离工厂劳动本身，而这些男子——被称作“流动工人”——则把不断跳槽视为一种职业策略。他们通常希望攒下钱来，将来自己开一家小工厂。少数人确实做到了。
他们也发动了多次罢工，并在19世纪90年代几次短暂尝试组织工会。1897年成立的金属工人工会，鼎盛时曾吸收近3000名会员。但会员流动极大，到1899年，这个工会已在失去支持。1900年，政府颁布《治安警察法》，使工人组织活动更加困难，工会也随之瓦解。罢工与工人组织所反映的，不仅是对更高工资的要求，也同样是对尊严被剥夺的愤怒。这一时代组织最严密的一次罢工，发生在1899年的日本铁路公司机车司机之间。他们主张：“我们的职业并不卑贱，而是高贵的；它应当得到尊重，而不是轻蔑。”工人的一项核心诉求，竟是要求更改他们职称的措辞，因为原先的称呼带有低等身份的意味；相比之下，事务员和站长这些技术要求更低、责任更轻的工作，反倒有更体面的名号。〔8〕
他们的老板则认为，这些熟练工人出了名地不可靠。1908年，一位大型工程企业的经理访问美国归来后，在一本面向少年读者的杂志上大发牢骚：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工人目中无人，不知道自己的本分；年长工人又顽固得只信经验，“教他们任何东西，都像在教猫念佛”。他声称，美国工人温顺听话，“只消吩咐一句，就会把事情做下去……而在日本，不不断地下指示，事情就办不成，所以当监督实在辛苦”。〔9〕
这种对工人的负面看法，需要谨慎看待。它与许多工人本人的叙述形成鲜明对照。工人们谈到自己如何决心学习、提高技能，并总有一天要开办自己的小作坊。管理者所谓工人固执、缺乏纪律，并不反映劳动者真的缺少才能或干劲；它反映的，其实是这些工人不愿把自己献给那些对他们待遇无常的老板。
大众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扩展
到了19世纪80、90年代，随着民众对义务教育的抗议减弱、入学率上升，政府也改变了课程内容。很明显，平民正在利用受教育的机会阅读报纸、签署批评政府的请愿书。对此，文部省的回应，是把课程改造成一种更以国家为中心、也更富道德训诫色彩的体系。推动这场从19世纪70年代较为自由、务实的公共教育精神中转向的人物，是森有礼——这位出身萨摩的前武士，于1886年至1889年担任文部大臣。在他的领导下，文部省加强了中央对教科书的控制。森有礼还在官办学校中引入了一套严格整齐的师范训练制度，其中甚至包括军事操练。政府在学校中提倡忠诚、服从与朋友之间信义等儒家理想；与此同时，在引入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它采用了一套带有道德训诫色彩的课程，强调孝道和忠于国家。
这种保守改革的最终表述，便是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这份文件反映出高级政府官员及其顾问的一种信念：教育的目的，是学习如何服务社会与国家。这些人认为，明治初年那套教育制度过分强调个人主动性，因而背离了这一目标。然而，对于这份以国家为中心的教育宗旨声明，是否应当主要以儒家辞令为基础，官员内部其实并不一致。像天皇侍讲元田永孚这样的儒者，希望把忠与孝确立为不可动摇的社会价值。像伊藤博文这样的务实派，则反对让皇室以一种过于狭窄的方式去宣示正统道德，因为他们担心那样会把皇位卷入政治争论。
争论的结果，是一份带有明显分裂色彩的文件。它的一部分援引了关于人伦关系的核心儒家价值：
“尔臣民，当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姊妹；夫妇相和，朋友相亲；持身谦谨而有节，博爱及于众人……”
另一部分则唤起一种对国家效忠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19世纪欧美政治体系的民族主义中同样常见：
“……增进公益，促进共同利益；常尊重宪法，遵守法律；一旦国家有事，当勇敢效身于国……”
把这些关于孝道与爱国的道德训诫联结起来的，是直接把这些价值与天皇及其祖先捆绑在一起的表述。敕语开头宣称：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
结尾则以慷慨激昂的口吻告诫道：
“斯道实我皇祖皇宗所遗训，子孙臣民所当共遵，万世不易，放诸四海而皆准。”
在颁布之后的岁月里，这份文件被赋予了一种神圣光环，力量惊人。它的文本和天皇肖像一起，被供奉在全国每一所学校里；在典礼日，学校会向全体学生宣读它。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的校长在校舍起火时，冲进烈焰中抢救天皇照片和《教育敕语》，不惜冒险，乃至丧命。学生们并不能完全读懂敕语那种古奥的语言，但他们完全明白其中最基本的信息：日本之所以特殊，在于皇室制度；而臣民应当服从从父母一直到天皇的各级权威。
高等教育的精神与结构，则与《教育敕语》和小学教育颇不相同。到1905年，约有10.4万名学生——大约占适龄人口的10%——继续进入各类中学。“师范学校”为青年男生以及少数女生培养教师。此外，种类繁多的职业中学，也在为青年人培养技术员、职员或工程师。只有极少数中学生能继续沿着教育阶梯攀升，进入私立和公立“高等学校”就读。[译注：此处“高等学校”指旧制高等学校，介于中学与大学之间的精英教育机构。] 其中一部分学校也开始招收女性。1899年，政府要求每个府县至少设立一所女子高等学校。若干西方传教团体也为年轻女性创办了高等学校。而最负盛名的高等学校，则是7所面向男性的国立机构。自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开始，这些学校在1886年至1901年间陆续设立，每年合计招收5300名男生。
再往上，在整个体系的顶端，则是同样只向男性开放的7所帝国大学。在这些大学中，东京帝国大学——尤其是它的法学部——是通往官僚体系高层或商界上层的最佳门票。
小学以上的教育都属于自愿性质。能不能继续升学，既要看学生能否通过入学考试，也要看父母能否承担学费，以及失去一个原本可以劳动的孩子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耐人寻味的是，学生在这套等级森严的秩序中爬得越高，反而越被鼓励自由思考。尤其是在高等学校和大学里，学生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学校的课外生活，大多由学生自行组织；在课堂上，他们也被鼓励广泛阅读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高等教育顶层的这种开放，反映的正是森有礼的思路——这位主导高等学校创设的文部大臣，希望培养一批具有爱国精神的未来国家精英。而他相信，要让这些人学会主动性与责任感，就必须在其成长岁月里给他们相当大的自治空间。
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一时代学生社会心理世界的窗口。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夏目漱石，在1914年的名作《心》中，以两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物经验为框架，写下了一则关于死亡与自杀的故事，对现代人疏离而孤绝的存在作出了阴郁而有力的表达。漱石这部小说之前，还有一桩真实事件：1903年，东京帝国大学一名不幸的青年藤村操，从著名的华严瀑布投身而下。他留下了一封遗书，仿佛就像《心》里的人物会写下的文字：
“我以这孱弱之躯，置身于无垠的时间与空间之中，曾试图探究这宇宙的广大。然而，霍雷肖的哲学究竟有何权威可言？说到底，真理只有一个词可以表达：‘不可解。’我因这个问题苦恼万分，终于下定决心赴死；而今站在这绝壁之上，心中竟毫无不安。直到此刻，我第一次明白：极大的悲哀，原与极大的幸福为一。”
这起自杀很快成了一场媒体事件：明信片、图册、纪念品纷纷出现，也引来许多模仿者。一位历史学家称，在接下来的8年里，竟有将近200人从同一瀑布纵身而下。〔10〕
然而，这类事件只捕捉到了明治后期文化的一个侧面。其他回忆录和小说（例如漱石略显明朗的《三四郎》）则显示，城市和大学同样是梦想、冒险和渴望的场所。年轻的男孩们，以及少数在私立高等学校就读的年轻女孩们，怀着雄心与活力来到城市。他们迷恋那种不受熟人束缚的自由与刺激，珍惜那种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感觉。阅读西方文学与哲学，是当时高等教育的标准内容之一。康德、卢梭、密尔等人，都是明治青年熟读的作家。世纪之交前后的几十年，对那些有幸超越小学教育、并开始思索自己在“新日本”中地位的年轻人而言，确实是令人兴奋的时代。
文化与宗教
明治时代建构一个“文明开化”的现代国家的冲动，不仅重塑了经济和政治制度，也改造了日本的文化景观。自19世纪70年代起，政府官员、教育家和艺术家便开始探索：将整个文化生活“西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有时，这是一种近乎“整套照搬”的现代化。比如，1871年，日本军队的组织者认定：既然西方军队都有军乐队，而日本又要按西方样式重建军队，那么日本军队也最好照办。于是，他们迅速建立起一种新的、长久延续下来的西式军乐传统。类似地，1880年，明治政府从波士顿请来一位公立学校教师，把“合乎规范”的现代音乐教育引入新式学校。1881年，他协助编成第一本学校儿童歌曲集。其中一半的曲调来自西方旋律，由日本诗人重新填词。《友谊地久天长》就被改成了一首甜美得近乎煽情的《萤之光》；其余一些歌曲，则是把较早的日本旋律重新编配成西式和声。〔11〕
出于同样一种务实精神——既要建设强国，又要承担艺术家的使命——19世纪70、80年代，一批重要画家在政府支持下推广西式油画。他们也吸收了江户时代部分画家对西方媒介与风格的经验，例如18世纪浮世绘木版画中使用消失点透视法的尝试。明治政府设立了美术竞赛和学校，传授西方技法。与此同时，自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二叶亭四迷、森鸥外、夏目漱石等日本作家，也开始以可与西方小说相提并论的形式，创作出广受欢迎的散文小说。
戏剧的新形式发展得较慢，尽管旧有形式已受到批评。德川时代，能乐的主要艺人由幕府和大名发给俸禄。明治改革切断了这一支持来源，能乐一度陷入困顿。歌舞伎拥有更牢固的民众基础，但在明治初年也同样遇到问题。崇尚西化的改革者指责它“颓废”（因为不少剧情设置在妓院），或说它带有封建色彩。到了19世纪80、90年代，对歌舞伎的主调便成了“改革”。剧作家把西式服装搬上舞台，也让剧情以现代生活为中心，但这些新戏却最不受欢迎。
尽管社会各界曾如此努力地去现代化乃至西化日本文化，旧形式却并未消失，反而往往仍在繁荣，且常常并不依赖国家扶持。虽然缺乏统计数据，但从三味线、筝曲到木偶戏说唱净琉璃等音乐传统，在学童学习新式西洋歌曲的同时，实际上的受欢迎程度也许还在上升。歌舞伎经受住了批评。重要演员呼吁保留古典剧目，江户时代的保留剧本始终最受欢迎。
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一种与崇尚西方的改革派相对抗的氛围中，出现了一股保存或复兴所谓日本传统文化的潮流。其领导者既有西方人，也有日本人。其中最著名的两位“日本文化向世界的传教士”，便是欧内斯特·芬诺罗萨和冈仓天心（冈仓觉三）。芬诺罗萨毕业于哈佛大学，具有深厚的艺术史训练，1878年来到日本教授哲学，并由此对日本艺术与文化产生了持久的热爱。冈仓最初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了密切的合作者。
二人长期合作。他们如同18世纪本居宣长及其追随者在回应中国思想盛行时所做的那样，明确提出并大力宣扬这样一种观念：尤其是日本，广而言之则是整个东方，是辉煌的精神性与审美感受的家园；在他们看来，这与西方的物质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更为反动的文化保守派吸收了这些论调，干脆把它们用来攻击西方对日本的影响。冈仓和芬诺罗萨则以一种不那么好斗、带有黑格尔色彩的说法，主张经由东西互动，将来会形成一种更高层次的全球文化“综合体”。〔12〕
不过，这段文化史中还有一个重要转折。西来的输入物与顽强存续的本土文化形式并存、交融，有时也彼此冲突。就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旧有文化形式被深刻重塑。后来的人便把这些形式视为“传统的”、也是典型“日本的”东西。而在此过程中，人们也提出了关于“日本性”的新概念。以能乐为例，它之所以得以生存，部分原因便在于政府官员把它宣传为日本版的西方歌剧。像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这样的来访者（1879年），也会被安排观看御前演出。能乐表演由此带上了一些以往并不存在的仪式性色彩。柔道这样的现代武艺、相扑这样的竞技，以及盆栽这样的技艺，也都在实践上被重新塑造，并且第一次被赋予了“日本性象征”的意义。〔13〕
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发明传统”的过程，的确引人注目。但不论是它，还是在物质主义现代化中力图保存精神价值的焦虑，都并非日本或非西方世界所独有。在走向现代化的欧洲，同样有许多艺术家和诗人转向自身的过去，从中寻找或发明精神传统，以抗衡他们所认为不人道或过度物质化的现代性。
宗教在明治时代也经历了类似的动荡与转型。那些起源于日本本土、创建于德川时代、具有强烈布道性质的宗教组织，在明治时期迅速扩张。另一支在明治时期重新活跃起来的宗教运动，则是基督教。大约有6万名“隐匿基督徒”（kakure kirishitan）熬过了德川时代往往极其严酷的迫害；幕府崩溃之时，他们依然在秘密实践自己的信仰。1873年，明治政府废除了幕府时期的禁教法，但并未给宗教活动以明确保护。1889年宪法则仅仅在“于不妨害安宁、且不违背臣民义务之限度内”，保障有限的宗教自由。
在这种暧昧的环境中，天主教、俄罗斯正教与新教传教士于19世纪70年代重返日本。他们在人数上的成功相当有限：基督徒始终不到总人口的1%。但这些男女信徒在日本文化与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却远远超过其人数所占比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基督教活动家成为社会改革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包括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这样的人们，主张遵循个人良知的命令，而这种命令在理论上是超越国家命令、甚至可以与之相对抗的。面对一个对“天皇臣民”提出全方位忠诚要求的政府，这是一种勇敢的立场，但它往往难以坚持。许多基督徒最终转而把他们的宗教界定为一种完全非政治性的信仰承诺。〔14〕
明治国家始终积极干预宗教实践，并把它作为确立自身合法性的一部分。它第一次在日本历史上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神社体系。重要的伊势神宫长期以来本就与天皇有关，但在1868年以前，神道主要是由分散的地方神社构成，供奉地方共同体的神祇，与国家并无紧密关系。1868年，政府设立神祇官。1870年，它发布诏令，宣称国家应以“神之道（即神道）”为指导。1871年，神社被正式定为举行“国家祭祀”的政府机构。接下来的几十年间，不少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都对这种密切关系是否明智提出过疑问。但国家仍持续扶植神道，并强调它与新近被抬升到核心地位的皇室制度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过程最终在1900年达到顶点：内务省设立神社局，并建立起由国家认证的神职体系。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神道乃全体日本人的古老宗教”这一观念，连同宣传这一观念的制度本身，都是由明治时代的现代国家建构者“发明”出来的。
在神道被抬高、被重塑的同时，佛教僧侣与信众则面对批评与迫害。1868年的《神佛分离令》终结了江户时代佛寺那种半官方地位。它禁止佛教僧侣在神社兼任职务，也用强制到地方神社登记的制度，取代了江户时代人人必须在当地佛寺登记的规定。这些措施使普通民众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神道与佛教的确是两套不同的实践和神灵体系。它们还引发了一波民间攻击佛寺的浪潮，并在1871年达到高潮，大量寺院、佛像和法物遭到毁坏。
一些佛教徒也以牙还牙。他们组织示威与骚乱，要求享有宣讲佛法的自由，并主张驱逐基督教。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佛教僧侣与思想家在自我保护、争取民间和官方支持的过程中，呈现出彼此矛盾的倾向。有人强烈呼吁国家尊重宗教自由；有人则搭上反动民族主义的顺风车，借批判基督教和物质主义西方破坏亚洲精神性，来为自己争取正当性；还有一些批评者走向相反方向，谴责基督教背叛了现代性的理性精神。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哲学家兼教育家井上圆了。他于1885年创办了一所重要的哲学研究机构，并主张：基督教对于人格神的信仰，其实比相对无神论化的佛教思想更不理性，也更不现代。
确认日本的身份与命运
明治时代令人目眩的变化速度，激发出多种不同反应。对有些人来说，变化意味着解放和个人机会；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意味着集体性的国家荣光。还有一些人——甚至同一批人在不同时刻——则觉得变化意味着危险、堕落和道德沦失。这些恐惧至少在三个讨论与政策领域中浮上了表面：对政治失序的恐惧、对性别失序的恐惧，以及对“我们日本人究竟是谁”这一文化问题的焦虑。
政府领袖担心躁动的民众会挑战自己的政治控制，这种恐惧促成了以普鲁士为蓝本的保守宪法，也刺激了在学校中推行军事操练，以及在《教育敕语》中提倡为国家牺牲的精神。对现代化狂奔中性别无序的恐惧，很早就表现在1872年禁止妇女剪短发的决定中；到了1890年，政府又大幅限制女性的政治活动，这种恐惧再次显露。
面对明治时代变化的第三种巨大恐惧，其实早在佩里舰队来航之前便已存在。它凝结在“攘夷”这一口号之中。它所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想法：来自海外的外来者会毒化日本人的灵魂，也许会把他们改宗为基督徒，并摧毁他们真正的身份。在明治初年，这种恐惧大体上暂时被压了下去。政府领袖与许多人一道投入现代化浪潮。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主流看法是：做一个真正的日本爱国者，其本质就在于拥抱变化。忠诚的日本人被要求按照西方样式帮助国家建设军队与政体。
然而，在这些改革工程背后——并不时在一些叛乱中浮出水面——始终潜伏着一种把日本人与他国人民区分开来的逻辑。它引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修铁路、采纳欧洲式宪法，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做出这些变化的同时，我们是否仍然拥有一种独特的日本人身份？若有，那又是什么？
很多人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其中最尖锐、最有思想深度的一批早期提问者，是1888年组织“政教社”并创办杂志《日本人》的一群青年。他们担心，国家若沿着所谓文明的道路继续前进，可能会“丧失我们的国民性，摧毁日本社会的一切要素”。其中一人写道：“今天的日本是什么？旧日本已经崩解，新日本却尚未兴起。我们究竟信奉什么宗教？赞同什么道德与政治原则？我们仿佛在浓雾深处迷失徘徊，找不到出路。”〔15〕
到了世纪之交前后，这种对于政治失序、性别无序和文化灵魂失落的恐惧，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尽管从未彻底获得——解决。那时，一种政治、社会与文化上的正统观念，已由伊藤博文等政治领袖以及重要记者、学者广泛表达出来。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焦虑被导向天皇，把天皇作为政治和文化的锚点。明治元老明确地把政治秩序奠基于天皇之上：天皇援引“朕承皇祖皇宗之统治大权”，以宪法的形式颁布“不可变易之根本大法”。
这种对皇室制度的象征性经营，本身就是一项危险的工程。一方面，元老们极力想让天皇置身政治之上，以免反对派像他们自己在19世纪60年代所做的那样，反过来把天皇拉到政府的对立面去。另一方面，他们又决意借助天皇的形象和言辞来维持政治秩序，《教育敕语》正是例证之一。也正如政府中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在敕语颁布后不过几个月，一件小事便引发了巨大争议。1891年1月，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举行了一场安置御笔敕语的“奉安仪式”。校长要求在场所有人向天皇亲笔题签行礼。但身为基督徒、又明知宪法保障全体臣民“信教自由”的英语教师内村鉴三拒绝这样做。他认为，这样的敬礼无异于“偶像崇拜”，违背了自己的信仰。
几天之内，报界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暴，谴责这一不忠行为。内村不久后便为自己的举动公开悔过，此后也在其他场合多次向敕语行礼。但舆论压力最终仍迫使他辞去教职。这一事件又促使一些全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与教育家站出来，为“强制向敕语鞠躬”辩护，称之为合乎宪法的行为。他们主张，两部文件——宪法与敕语——在道德本质上都属于公共领域。换言之，服从国家与天皇，被呈现为最高的世俗义务，超越任何私人伦理或宗教信仰。
国家在抬高并强化天皇至上权威的同时，也试图通过提出一个面向女性的重要新概念，来应对它对于性别无序的恐惧，以及它对两性都成为忠诚臣民的期待。这一概念，便是“良妻贤母”的理想。最早提出这一口号的，是明六社成员中村正直。当然，这一理想带有强烈的限制意味。女人的天职，是养育者；她的角色，应当以家庭为中心。女性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排除在继承权之外，也在民法上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
但把女性的首要职责界定为扮演“良妻贤母”，并不只是纯粹的反动或压制。在某些方面，这反而是试图在新时代改变女性角色的一种创新。德川时代的日本，女性——尤其是武家女性——通常被视为不值得过多教育，也不太需要正式教育；她们没有被赋予任何重要的公共角色。而在明治语境中，要成为“贤母”，女性就必须受教育。若要把孩子养育好，适应新的时代，母亲就得识字，就得知道家庭之外的世界。如果她的儿子将来要为国家服兵役，那么家庭就必须承担一种准公共的角色，成为孕育这些士兵的摇篮。明治政府官员在世纪之交前后大力鼓吹的“良妻贤母”观念之所以新，就在于它要求女性受教育；同时，它也把女性在家中的劳动，乃至在工厂中的劳动，都视为一种服务国家的形式。
皇室制度本身也参与了这一为男女规定新角色的工程。天皇本人改留西式发型，从而向男性发出了可以剪成洋式短发的信号。皇后则把旧与新的个人修饰方式混合在一起：一方面，她保留传统发式，暗示妇女应继续留长发并盘起；另一方面，她在面部装束上的西化，又鼓励妇女停止剃眉和染齿。在德川时代乃至更早，盘发高髻与染黑牙齿本是上层文化中的美丽标志；但后者那种习俗，在西方榜样与批评的压力下，在皇室支持下逐渐改变了。
除了政治与性别之外，到了世纪之交，冈仓、芬诺罗萨和《日本人》杂志上的作者等人，也开始把“日本文化”界定为自身身份的核心。与“良妻贤母”的意识形态一样，这也并非纯然的反动转向。政教社的那些人同意，政府应当借助西方技术来建设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但同时，他们也发展出一种关于“日本特有价值”的观念，认为这些价值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育。其中最有力的价值，也许就是一种独特的美之观念——一种植根于艺术与自然环境之中的审美感。这样一种特殊的审美与道德感，可以在剧烈变化的时代充当文化锚点。对“日本性”的这种捍卫，也强化了关于女性德性的种种定型印象，因为在这些作者笔下，日本传统文化是以一种女性化的方式被定义的——它以美与柔婉为中心。自19世纪末至今，试图界定一种日本本质的欲望，一直是日本知识与文化生活中几乎持续不断、甚至有时近乎痴迷的关切。
官方正统并非完美稳固，也并未毫无挑战。尽管《教育敕语》以忠诚为中心，又在各种压制性的解释与运用中不断强化，但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异议者仍然出现了。他们从女权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不一而足；他们将挑战“天皇至上”的正统，并赢得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晚明治时期的这些政治和文化反动，确实限制了这些趋势。它们界定并压缩了人们讨论文化、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边界；在一个变化已成为现代日本常态的时代，人们正是在这样的边界之内，努力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
明治变革至今仍是日本历史上最富争议的主题之一。1968年，明治百年纪念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究竟有什么值得庆祝吗？二战的阴影决定了这场争论的基调，直到今天某种程度上仍是如此。批评者认为，一个专制的、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政治文化体制，再加上一个使农民贫困化、又限制国内市场扩张的经济秩序，共同铺出了五十年后那场灾难性战争的道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种较为正面的明治叙事已在日本国内外广为流行。这种“进步叙事”强调：1889年，日本成为第一个采用宪政政治体制的非西方国家；与此同时，它也大致在同一时期成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非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这些的确是令人瞩目的政治与经济成就。毕竟，在那个时代，非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正日益臣服于欧美民族国家扩张中的经济与政治霸权之下。而一些“先进”的西方国家，其专制程度也并不逊于新的明治体制。然而，和所有现代革命一样，明治时代的变革留下的，是进步与痛苦交织的复杂遗产。
注释
〔1〕 参见 James Nakamura,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1873–1922（普林斯顿，新泽西：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以及 Henry Rosovsky, “Rumbles in the Rice Field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27卷第2期（1968年2月）：347—360。
〔2〕 引自 Eleanor Hadley, Antitrust in Japan（普林斯顿，新泽西：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第35页。
〔3〕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剑桥：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第1章，第5—30页。
〔4〕 更详细的论述，见 Steven J. Ericson, The Sound of the Whistle: Railroads and the State in Meiji Japan（剑桥：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96）。
〔5〕 涩泽荣一与森村市左卫门的相关引文，均见 Byron Marshall, Capitalism and Nationalism in Japan（斯坦福，加利福尼亚：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第35—36页。
〔6〕 此报告见引于 Hazama Hiroshi, Nihon ro¯mu kanri shi kenkyu¯（东京：Ochanomizu shobo，1978），第277页。
〔7〕 E. Patricia Tsurumi, Factory Girls: Women in the Thread Mills of Meiji Japan（普林斯顿，新泽西：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第93、97、99页。
〔8〕 Thomas C. Smith, Native Sources of Japanese Industrialization 1750–1920（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第257页。
〔9〕 引自 Andrew Gordon, The Evolution of Labor Relations in Japan（剑桥：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5），第83页。
〔10〕 Donald Roden, Schooldays in Imperial Japan: A Study in the Culture of a Student Elite（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第165—173页。
〔11〕 William P. Malm, “Modern Music of Meiji Japan,” 载 Donald Shively 编，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普林斯顿，新泽西：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第259—277页。
〔12〕 John M. Rosenfield, “Western Style Painting in the Early Meiji Period and Its Critics,” 载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Japanese Culture，第181—219页。
〔13〕 参见 Stephen Vlastos, Mirror of Modernity: Invented Traditions of Modern Japan（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14〕 参见 Irwin Scheiner, Christian Converts and Social Protest in Meiji Japan（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15〕 Tanabashi Ichiro¯ 的表述，引自 Kenneth Pyle, The New Generation in Meiji Japan: Problems of Cultural Identity, 1885–1895（斯坦福，加利福尼亚：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第66页。